《世纪》杂志第11期刊登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回忆文章，披露了起草总理讣告和悼词前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现摘编如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小范围会议。会议透露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了总理医疗组的汇报。经过几次大的手术，目前总理的身体非常虚弱，已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根据总理目前病情的发展趋势，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范围内，指定少数同志对总理的后事预做准备。要准备的有：（1）起草讣告和悼词，这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一旦出现不幸事件，现写就要误事。（2）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周启才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完成时间暂定十天。

总理住进305医院后，病情严格保密。这次听了汪东兴、纪登奎的讲话，我才知道总理病得如此严重。这使我忧心忡忡，哀伤不已。根据当时中办秘书局的工作性质和我担负的工作任务，我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点至四点来完成中央交办的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了讣告和悼词起草工作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他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上午十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了我，要我携带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李鑫同志一起进行修改。李鑫对个别语句做了一点修改和补充，对基本内容、段落结构表示赞同。

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周总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主席批准后，一月九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进行广播。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一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开始，邓小平就先声夺人，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一九二二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

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我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听后，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总理，反对悼词中这几段话，不敢在会上提出来，在下面向你们施压，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

会后，李鑫和我遵照会议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并请邓大姐过目。这时，我和李鑫又通读了一遍悼词，一个两天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想法涌上了我们心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我们驱车赶到小平同志家中，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毛主席于一月十四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