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闭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说：“《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实际上，第一次对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禁止，在清人未入关之前便开始了。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指示对汉人的演义小说“停其翻译”，手段还比较温和。顺治九年，入关之后，对小说戏曲的禁令便有恫吓色彩了：“坛间书贾，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业禁，违者重究治”。康熙二十六年，禁毁小说书目开为150余种，五十三年则复颁谕：“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金瓶梅》既为“淫书之首”，而“向干例禁”，对它的禁令，是格外森严的。清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间刊布，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新中国建立以来，《金瓶梅》的小范围解禁是毛泽东主席拍板的。
　　

　　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这2000部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二十一册，正文二十册，二百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毛泽东还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
　　

　　那个年代，中国的“金”学研究，尚属空白，文学史中没有《金瓶梅》的条目，大学的古典文学课不准讲《金瓶梅》，连大学教授对这部奇书也讳莫如深。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金瓶梅》的作者当然不可能以自觉的理性去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特质，他只能以特定的时代强加给人们的理性去批判种种与这种理性背道而驰的人和事。毛泽东一语中的，指出了《金瓶梅》这部大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
　　

　　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却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古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十六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也曾把《金瓶梅》跟《红楼梦》做过比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古典小说中的位置。
　　

　　毛泽东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对《金瓶梅》所作出的评价，不仅堪称“金”学一家言，对我们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