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大多是日本留学生。随着留学日本热潮的兴起，被封建礼教束缚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也随着父兄离家东渡，而最先来到日本的女性都是风气比较开放的南方女子。

　　1899年建校的东京实践女学校的校长下田歌子热衷于中国留学生教育，当时的中国女留学生大都就读于实践女学校。1902年，有十余名中国留学生在该校学习。当时上海的《大陆》杂志曾刊登了下田歌子校长和7位留学生的照片，并撰文赞扬了当时的留日女学生。清末该校共有二百余名中国学生入学。秋瑾也曾在该校学习，学校至今仍保存有秋瑾手抄的诗集《白香词谱》。

　　实践女学校校规很严，集体住校，统一管理，不许随便外出。尽管这样，在校的留学生仍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等爱国革命活动。女学生们对阻止她们参加留学生集体活动的下田校长说：“无国哪有我，无我哪有学。”这是当时留学生救国为先心境的真实写照。在女性教育未正式纳入教育体系的清末，女性的赴日留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首先，她们的留学行为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巨大冲击，此外，她们还先后在日本结成了四个女学生的独立组织，并创办了多达7种的女性杂志，大力宣传新的女性观、爱国革命新思想。这对当时中国传统观念的震撼可想而知。

　　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生的目的已由清末的“革命，改革救国”向“科学、教育救国”转变。女留学生们已不再集中于进行初、中级教育的实践女学校，开始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蚕丝学校、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高级、专科学校学习。这一现象，和中国国内女子学校的迅速增加、女学生教育水准的提高密切相关。

　　留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钱青在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毕业后，于1925年8月赴日留学。和钱青一起来日本的，还有同校毕业的另外5名同学。6人随当时在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留学回国探亲的沈端先(夏衍)到达奈良，进入该校为留学生设立的特设预科，学习日语等基础知识，后其中两人退学去了东京学医学和美术，其他4人考入该校本科继续学习。钱青于1932年毕业，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翻译工作。

　　奈良女高师的留学生和其他学校不同，她们和日本学生同吃同住，轮班做饭、打扫卫生。据钱青回忆，刚入学的时候，在中国很少做家务的留学生们，对自己打扫房间和厕所很不习惯，也曾把饭烧焦过。在同宿舍朋友们的帮助下，她们很快适应了留学生活，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日本的部分大学开始有条件地招收女生，3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留日女生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