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后遗体火化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以防止腐烂。　　

　　然而，就在

追悼活动进行期间，也就是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这可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一般来讲，遗体保护在死后2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净，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凝固剂等。但因为最开始只是做一般性处理，遗体的血液没有及时放掉，再要按部就班地去做已经不可能了。　　

　　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由刘湘屏、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徐静、李志绥组成。和吴阶平以前执行过的许多任务一样，这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只是需要由医务人员去完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9月11日，我得到通知要负责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的遗体要长期保护，要建造纪念堂，供群众瞻仰。显然这个决定刚作出不久，很可能就是当天的决定。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尸体并不难，所要求的只是长期不腐烂，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　　

　　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　　

　　在北京，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以中央的名义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开会研究了许多次。　　

　　人民大会堂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进行得十分艰难，因为遗体保护是以北京的专家为主，先由北京方面提出一个个具体的操作方案。　　

　　首先是液态保存。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通、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医学院校大量的尸体、标本都是采取液态保存的方法。“就是把遗体浸泡在高浓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周围环境条件。”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最可靠、最稳妥的方法，但不能说它是最高水平的。　　

　　果然，上海方面的专家首先对这项方案提出了异议：毛主席遗容是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的，而这种方法会使人觉得像浸泡在水中的标本，群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其次是气态保存。气态条件下保存遗体给人们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但气态保存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防干保水，遗体会变干、变形、变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观点一个个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决。每一个保存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短处，而每一个短处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遗体保护工作在根本上的失败。难怪科学家们在选择时颇费踌躇，拿起、放下，又拿起，又放下。　

　　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但无论是气态还是液态，都只属于遗体保护的措施之一，即化学保护。此外还需采取物理的、光学的等综合保护措施，使整个遗体保护工作变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9月20日凌晨3时50分，一列车队穿过了静静的长安街，驶向毛家湾。　　

　　早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各地都挖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就在北京城下也有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直到西山的秘密通道，四通八达，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徐徐前行，华国锋、汪东兴、刘湘屏、黄树则，以及遗体保护小组的医务人员吴阶平、林均才、徐静等也随车队驶入了这个地下世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在大铁门旁。汽车在大门口停下了，人们都下了车。步行进入隧道后，吴阶平才发现，这里面十分宽阔，足以使4辆汽车并排通过，大家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霉味，显然这样长的隧道，通风条件不很理想。又走了100多米，方来到了这个颇为神秘的遗体保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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