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战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

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闲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作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二十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记者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摘自《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边震遐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