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来岁的青年，在六七十年前可担当革命大任；在今天，青年有了更多信息获得渠道与知识学习途径之后，难道不可担当建设与管理的大任吗？

　　最近，美国出了个18岁的小市长———高中生迈克尔·塞申斯。12月7日，央视国际又报道说，在迈克尔当选前一个月，英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更年轻的民选官员———刚满15岁的维尔夫·派塞卜瑞志成为英国伦敦郊区路易斯汉姆镇的“少年镇长”，并掌管2.5万英镑的政府预算。

　　很多人把这类新闻当成八卦兼传奇看待。其实要推前几十年，中国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中的年轻人还真不少。

　　年轻人当政会带有一些年轻人的特有的特点：构想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尝试许多老人觉得不合适的做法、较多关照青年人的需要、更注重行动和社会动员的趣味性。不过年轻人当政，也不会完全把所有的事情都进

行重大改变，即使一个18岁的青年当了市长，从市政会成员到市政厅公务员，原来的这些班子里，仍然是大把的符合传统政治与公务机器运转模式的成员，在他们的制约下，18岁市长领导下的市政风貌，也许仍然不会有本质变化。

　　问题的关键是，年轻人可不可以担当那么重要的职位？我们相信年轻人的智慧只是一种与中老年人不同的智慧，而不是一种幼稚和愚蠢吗？年轻人可能少经验但多想象力，少练达但更坦诚，少阅历但多探索。如果我们觉得年轻人多少有一些不足和偏差，我们也相信中老年人也有自己的不足和偏差的，区别只是偏差类型的不一样。

　　一个20来岁的青年，在六七十年前可担当革命大任；在今天，青年有了更多信息获得渠道与知识学习途径之后，难道不可担当建设与管理的大任吗？公平地说，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只给中年或者不接近中年的青年人以负责的机会，我们给青少年负责的机会是不是太少了呢？更何况，我们如果在权力与组织的框架里给年轻人一个或一些位置，我们仍然有足够的位置由中老年人占据，在整体上也必是一个不同代际文化与视野折衷沟通的结果。如果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只有中老年人负责，那么，这个决策框架中是不是势必不利于年轻人创见的保有与发展呢？

　　快速发展的中国，面对大量的新问题和新机遇，需要大量的新知识与新工具，呼唤更多的新思想与新人才。在许多从未遇到的问题面前，老中青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由于年轻人的好学、好动、好问、探索，再加上没有包袱、没有既得利益、没有太多陈旧经验，所以他们可能比许多中老年人跑得更快、想得更多、表现得更能干和更有解决问题的活力。因此，在强国创新的今日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重用年轻人？干部年轻化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比如，试试产生个把小年轻市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