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保密局一位参与起草新《保密法》的专家近日向媒体透露，从198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保密法》正在进行修改，国家的解密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今后法定的“国家机密”的范围将逐渐缩小。
　　
　　这是继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废止《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进行保密”的

规定之后，从国家保密局传出的另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消息。
　　
　　正如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所分析的，过去中国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秘密事项，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决定，现在废止这个规定，既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同理，过去中国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规定为国家机密，从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被视为国家秘密”的地步，到《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军事等七个方面，再到修订后的《保密法》将会把国家机密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趋势顺应了改革开放对保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政务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国家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这种成本首先包括用于保密的设备、技术、维护费用、人员保障等等，具体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可能不很突出，但从总体上看，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现行保密制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定密程序不够规范，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他们往往从自己的角度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在有些地方，大到像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那样的方针政策，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关于向某个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不被泄露出去，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多么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一些“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有时还包括由此在社会上产生的消极影响。保密和公开是一对矛盾，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进政务公开之间，应该通过相关法律的协调达成一个良性平衡，如果为了保守一些原本应该公开的“国家机密”，势必将妨碍政务公开的正常进行，妨碍公民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些地方或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视为“禁书”予以查封，或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这些都是粗暴侵犯农民知情权的行为。类似事件近些年来各地屡有发生，有的还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所支付的成本，无疑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国家机密越少，保密成本越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务公开的内容越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政府的负担和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小。国家保密局那位参与起草新《保密法》的专家说得好：该保密的要保密，不该保密的一定要开放，保密是要有成本的，保密并不是越多越好，公开只会促进社会进步。
　　
　　国家保密局一位参与起草新《保密法》的专家近日向媒体透露，从198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保密法》正在进行修改，国家的解密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今后法定的“国家机密”的范围将逐渐缩小。
　　
　　这是继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废止《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进行保密”的规定之后，从国家保密局传出的另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消息。
　　
　　正如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所分析的，过去中国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秘密事项，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决定，现在废止这个规定，既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同理，过去中国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规定为国家机密，从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被视为国家秘密”的地步，到《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军事等七个方面，再到修订后的《保密法》将会把国家机密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趋势顺应了改革开放对保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政务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国家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这种成本首先包括用于保密的设备、技术、维护费用、人员保障等等，具体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可能不很突出，但从总体上看，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现行保密制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定密程序不够规范，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他们往往从自己的角度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在有些地方，大到像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那样的方针政策，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关于向某个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不被泄露出去，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
　　
　　国家为保守一些“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有时还包括由此在社会上产生的消极影响。保密和公开是一对矛盾，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进政务公开之间，应该通过相关法律的协调达成一个良性平衡，如果为了保守一些原本应该公开的“国家机密”，势必将妨碍政务公开的正常进行，妨碍公民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些地方或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视为“禁书”予以查封，或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这些都是粗暴侵犯农民知情权的行为。类似事件近些年来各地屡有发生，有的还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所支付的成本，无疑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国家机密越少，保密成本越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务公开的内容越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政府的负担和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小。国家保密局那位参与起草新《保密法》的专家说得好：该保密的要保密，不该保密的一定要开放，保密是要有成本的，保密并不是越多越好，公开只会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