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官员外逃、资金外流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外逃贪官目前有4000多名，卷走的资金在500亿美元左

右。而一些腐败官员外逃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引渡或遣返。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寻求国际司法协助，对捉拿外逃贪官和收回非法外流资金将起到很大作用。和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反腐败网络，不但将震慑一批贪官，使正义得以伸张，国家损失得以挽回，而且有助于我国反腐败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但是，相比出国追讨更重要、更根本，也更有效的举措，恐怕是在这些贪官外逃之前，就如何掌握其动向、堵截他们的外逃行动和资金流向而出台一些具体有效的举措。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堵上贪官外逃的源头，大量的官员外逃和资金外流事件仍将被批量制造，到时候追不胜追、讨不胜讨。

　　在贪官已经外逃的情况下，即使追讨成功，国家财产也已经被部分挥霍，损失再难弥补，这还不算追讨成本以及间接损失。因此，“事后追讨”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而非对付官员外逃的最佳途径。

　　同时，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国际反腐败网络在我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由于法律体制和国情方面的差异，我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在司法领域上的接轨是一个极艰难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顺畅。与我国签署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只有二十几个，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此之外，它们的司法体制在客观上并不支持、主观上也不赞成将罪犯引渡给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外逃贪官有数千人，但通过引渡回国受审的每年只有5人！

　　即使是前段时间被大力报道的余振东被引渡回国，并于8月间在江门受审的案例，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少之又少的特例。综观余振东被美方移交我国并接受审判的整个过程，严格说来走的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引渡程序，这一过程得以完成，其间无法忽视政府间谈判的作用。

　　说实话，与其大费周章地在国外到处追踪贪官的去向，与并不热心的外国政府艰难交涉，不如在源头上就堵死这些官员外逃、隐匿财产的路径。

　　堵死外逃源头，说起来体系庞杂，其实只要有具体的指向性，这些目标都不难达到。贪官本人及资金外逃的途径无非是:子女出国留学；中资公司海外投资后“化公为私”；利用金融漏洞转账国有资产；以及携款潜逃。堵死以上资金外流的手段是具有针对性的，如对位高权重的领导者规范其出国行为，护照、出国审批手续严格化；对官员子女海外就学的资金来源进行严格排查；海关对出国官员细致把关；冻结有问题的官员转款权力等。这些措施再复杂、再难办，也要比到国外抓人追钱简易得多！

　　与之同理，许多反腐败的举措不是太复杂以至于难以操作，而是被许许多多人为的因素所阻碍而胎死腹中。比如，一个小小的财产申报制度，提出建议已经有很多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先例在前、经验可鉴，为什么在我国就那么难以实行？政府官员只要拿出几天时间，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清算出自己的财产、填个表上交，就可以完成这个程序。如此简单的事，迟迟难以做到，阻力何在？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和随之而来的财产监督制度，可以在腐败分子出逃之前就杜绝多少腐败分子的产生？在出国追讨之前就节约多少反腐成本？这个账任谁都算得过来。

　　因此，在国际反腐败网络日渐完善的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过度依赖这个网络，把过多的希望放在其他国家身上，而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补上这张恢恢天网的庞大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