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数量较多，但巴金自己认为“《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甚至1944年写的《憩园》和1945年写的《第四病室》，也是失败之作。作者的话当然不必太当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明的，即此阶段的巴金，在长篇创作上除了《寒夜》外，无疑大多是失败的，至少是不够成功的。与《家》相比，连《春》和《秋》也黯然失色。原因何在？巴金在《火》第一部后记里写道：“老

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书”，“它的罪名是不够发展”。虽然如此，巴金的《寒夜》、《憩园》和大量的散文创作仍旧获得了成功。

　　巴金的激昂，尤其在《寒夜》中表露无遗。小说以一种在废墟里急切号叫的笔触，“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以至于“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的人生社会悲剧。巴金在《关于<寒夜>》里写道：“《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正是在这种对生活残酷悲剧的勘探中，《寒夜》超越了作家本人的预期，获得艺术上的重生。

　　在1936年到1949年期间，鲁迅的逝世似乎与巴金的激昂有着某种隐约意义的关联。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日，巴金到鲁迅家参加治丧事务，21日守灵，22日参加葬礼，并有幸成为抬棺者之一。

　　在参与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的人群中，巴金仅仅是其中之一。或许可以说，当时的巴金更多是出于一种对朋友、师长的敬仰和友谊的唁念，并没有赋予此事太多的内涵。然而回望巴金的创作旨意和人生态度，始终关切社会世事人生的巴金与作为战斗的思想者的鲁迅紧密相连。对巴金而言，这件事的意义变得非同小可，变成了一种形象的暗喻与精神的象征，甚至包括了某种理念的传承——巴金接过了鲁迅手中的枪！

　　这一阶段的巴金，在人生与社会的开掘上要比以前深刻冷静得多，不再像以往动辄嚎啕痛哭热泪滔滔，而是表现出一种精神的激昂和感情的抑制，在作品中复合成一种热得发冷的热情。这就是激昂阶段的巴金，无论何时，总是用憎恨的方式表达他对生活的热切关爱。即便在绝望悲哀的《寒夜》结尾，他还是没忘记在出版单行本时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36年到1949年，巴金怀着激昂的写作热情，在已半是废墟的社会动荡中发掘生活的深远底蕴。他用手中的笔，开始有意无意地汇入社会解放时代的洪流。这是时代裹挟下的历史必然和个人偶然的交融，时势的动荡激发了巴金的艺术神采。就这一阶段的创作而言，巴金无疑是成功的，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幸运。

　　历史当然没有忘记巴金的热情。1949年7月19日，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7月23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1949年10月1日，巴金获得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隆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