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加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在过去十年中不断经历合作与危机：合作更加紧密，摩擦也层出不穷。《瞭望东方周刊》就此对话了两位著名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

　　当前，“结构性矛盾”上升

　　《瞭望东方周刊》：进入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复杂化的趋向。你怎么评价中美关系的现状？

　　王缉思：我的观点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稳定。在一些领域中美的合作在加强，同时另外一些领域矛盾有所上升。即使是同一领域，比如能源领域或台湾问题或者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矛盾和合作交织。也就是说中美很难找到这么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美仅仅是合作，或者仅仅是矛盾。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喜欢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但也对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持比较支持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欢迎两岸关系改善，一方面又向台湾推销先进武器。美国没有表态说支持中国统一，但它是不是就支持台湾“独立”，从而希望引起中美之间一场严重的冲突呢，也不是这样。

　　中美的所有矛盾还不至于发展成全面对抗，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不可能就使中美成为一种盟友的关系甚至于朋友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稳定，同时有所发展变化。

　　裴敏欣：可以说十分复杂。在过去，中美摩擦大多是由于具体的事件，比如李登辉访美、轰炸大使馆。现在，中美之间很少有具体的导火线，相反，结构性矛盾凸现，即中国崛起与美国霸主心态之间的矛盾。

　　这特别表现在中海油事件上。这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美国把一场并购事件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深层矛盾。可以这么说，中美从汇率到中海油的各种具体纠纷中，结构性矛盾明显了。

　　中美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战略互信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有一种评论，认为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新阶段的表现则是中美关系的摩擦明显增加。你认同吗？

　　王缉思：不认同。“9·11”之后，中美关系基本框架是稳定的，美国目前没有今后也暂时不会把中国看作是主要敌人和主要安全威胁。中国也不会跟美国争夺霸权或企图把美国孤立于与国际社会或亚洲事务之外。新阶段从何说起？不管是矛盾还是合作都难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中美之间的矛盾显然是有所上升。但是这可能跟媒体的报道有关。冲突的东西很容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总要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冲突性的东西比较容易上媒体，合作性的东西比较不容易上媒体。

　　裴敏欣：中海油是美国近一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如果说这让美国重新审视中国，那就是，这个事件对美国人，主要是精英阶层的心理冲击很大。从前，“中国崛起”是虚拟语态和将来时，现在呢，他们感觉已经是现在时和进行时，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对生活的直接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是什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王缉思：症结就是随着中国力量日益强大，中美之间某些结构性的矛盾在上升。比如中国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经常跟美国人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9%，而军费增长却是1%或2%，这怎么可能呢。但是美国人就有些吃惊，就会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什么的。

　　这里头确实有些人想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军费，美国要搞导弹防御系统，不把朝鲜、中国说成威胁，那要防御系统干什么。另一方面，美国部分人确实有些困惑和不理解。用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不知道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是祸还是福。

　　“福”这方面不用多说，美国也承认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中国经济好了，美国人可以买中国的产品，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会上升，美国大公司也乐意跟中国合作。但另一方面，中国是具有跟美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大国，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在上升。比如说中国在周边地区外交很活跃，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美国也有疑虑，觉得中国不错。美国就有点嫉妒，就要进行反制，拉印度，拉日本，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牵制。这个就是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中美关系症结所在。

　　这实际上是美国人是对中国的走向判断不明确。

　　裴敏欣：是中国崛起与美国霸主心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国的心态，也与他们缺乏自信有关。“9·11”之后美国缺乏安全感，加上政府判断失误，导致深陷伊战泥潭。最近的民调显示，一大半美国人认为“国家方向”是错误的。这也导致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解决这种症结？

　　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有三种原因。一种是中美确实有利益上的矛盾，比如世界石油、天燃气的供应毕竟是有限的，中国的石油需求增加；第二个原因是误解，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有一种误判；第三是敌意，部分美国人就是不希望你好。比如美国国防部某些人或者一些极右派对中国抱有敌意。

　　对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求解决之道的话只有针对前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进行利益上的调整，必要的话要相互之间进行妥协。跟做生意一样，你说三毛钱，我说五毛钱，最后达成四毛钱的交易。另外一个是增信释疑，双方把话都讲通了，并不是有意跟对方过不去。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做的。

　　裴敏欣：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未来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把摩擦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不要“感染”到其他健康的部分，特别不要让安全领域的矛盾影响经贸关系。

　　十年间，交往越来越深

　　《瞭望东方周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其中有哪些规律或者特点？

　　王缉思：基本上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为基点，在战略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从1989年到“9·11”，这是第二阶段，双方关系起伏不定，悲悲喜喜都有。第三个阶段，也就是“9·11”之后到现在，处于基本稳定的阶段。

　　至于特点，首先，总体来说，双方相互的交往包括民间的、政府的都越来越深。在交往中相互理解也加深了。这是个规律，与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姚明去美国打球产生这么大影响，这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这是一种潮流，一个规律。

　　第二，中美两国的国力都上升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现在是32%左右，再保守的数字也占到30%。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978年的1%到今天的4%。中国的力量上升并没有造成美国的衰落，美国独霸世界也没有阻止中国的上升。也就是说至今中美并没有形成争霸的局面，也没有理由说中美将来必然争霸对抗。

　　第三，中国上升的速度比美国更快，这肯定会使美国的疑虑、警惕和防范加强。但中国也正因为上升速度快，从而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也更有信心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有个铁的规律，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好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处理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慢，国内不稳定，就不会有信心和精力来处理好中美关系。

　　第四，中美建交后经历过几次危机，中国还是以大局为重，加强沟通，最终使危机得到化解。这给未来中美关系带来启示，即中美首先要建立沟通机制，经常交往，把疑虑和问题包括对对方的意见说清楚。然后还需要建立一个危机管理机制。

　　裴敏欣：从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上台以来，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这期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贸易问题。中美目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战略互信的问题。

　　需要提到的是，过去12年中，中美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经济整合越来越紧密，这对于缓冲战略摩擦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中美的贸易额比12年前应该有了几个数量级的增长。

　　第二，在美国商界出现了敢于在关键时刻为中国说话的商业利益代言人，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和在与中国贸易中获利很大的进口商。不过，这有一个局限，就是当国家安全成为主要议题时，这些人就不大敢讲话了。

　　第三，两国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流大大增加了。政府高层之间对话的频率是史无前例的。

　　这中间的互联网革命也促进了这种交流。此外，90年代是中国“海归”回潮的开始。许多地厅级、局级、处级干部和大学教师都是美国海归。因此互相的了解，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中美关系的三个支柱中，政治对话和经贸大大加强了，只有安全比较弱。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两国普通民众互相之间的认知是怎样的？

　　王缉思：两国民众的认知受媒体的影响很大。但经过亲身接触，比如访问对方的国家，你会发现中美两国人民是比较容易相处的。民众之间是没有敌意的。

　　但是中美民众的认知有一个缺憾，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情况下，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那种“敌人意象”很容易被激活。总的来说，中美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是两面的。而从纵向来看，双方的相互了解越来越多。

　　裴敏欣：我的感觉，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基本的改变，当然，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没有基本的改变。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一方面信息高度发达，一方面自我封闭。美国民众80%的信息来自电视，而美国电视主要报的是国内新闻。

　　未来，中美能够避免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吗，还是成为“敌人”？

　　王缉思：从国家层面说，中美不愿意成为敌人，因为成为敌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美应该避免冲突并且能够避免冲突。

　　今后合作加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即使美国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吵的不可开交，美欧也同样有矛盾。中美之间不好不坏，非敌非友，基本稳定的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裴敏欣：中美关系近期内不会有变化。至少三五年之内，中东仍然将是美国最关注的区域。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塑造东亚区域性结构。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球竞争，是一种区域竞争。中国要在亚洲开拓一个局面，让亚洲邻国放心，让美国消除疑虑。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话，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将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