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春节回家已非外地人的唯一选择。现代人对回家过年可能有着迥异的感受，有的热切期盼，有的却充满着恐惧或烦恼。都市“恐归族”的形成，让中国传统民俗多了些别样的意味。

　　春节恐归为哪般？

　　如今与人谈论过年回家的味道真和以往有些不同。记者留心一下周围人群，发现“恐归族”真不少，他们的“恐归”心态大多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繁文缛节不胜其烦。“过年探亲访友比上班还累！”家在河北的刘颖一提起春节回家就双眉紧皱。“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去每家探访让我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有时光吃一顿饭都要分成上下场。结果每次春节过完后才发现，本来是回家陪父母的，可跟老爸老妈话都没说上几句。”记者问：“何必搞得这么累啊？”刘颖说：“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会得罪人的。要不一家不去，要不家家必去。”

　　衣锦还乡情结难改。中国人在异乡闯荡时总带着要“衣锦还乡”的情结，这种情结往往会成为其奋斗的动力，但在还乡途上也会成为一种心累。陈良程来广东奋斗十年，在单位是处级干部，一家三口也过得很富足，可他已有十年没回老家了。在他心中有一种深藏而不能言说的理由，就是嫌自己官当得不够大、钱挣得不够多，所以怕承受不了乡亲们那种崇拜的眼神！所以他今年还是决定索性不回家了！

　　人生大事未定。一到春节，28岁的小李又犯愁了，因为今年还是不能给爸妈带回一个“准儿媳”。家人近年来多次为此感到失望，随之而来的便是喋喋不休的轮番说教，甚至还会被强迫去相亲。看到自己儿时的伙伴们大多都为人父母了，小李心里多少也会感到有些失落。“想起这些烦心事，就不想回家了！”

　　派发红包囊中羞涩。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年轻人来说，最不愿回家的原因是口袋不够鼓。中国不同地区派发红包的习俗不同，有的是工作了的要给没工作的，有的是结婚了的要给没结婚的，虽然没有规定的数目，可总不能“拿不出手”。周洋洋的老家在贵阳，按照当地的风俗，今年她参加工作了，就要派红包给其他小孩。可她掐指一算，至少也得派5000元的红包。“这简真是大出血啊！”

　　终日奔忙难得偷闲。李江南小两口为了求个清静，这个春节打算避开旅游热线，躲到广西柳州去度假。搞销售的小李平时工作压力较大，与客户打交道的各种应酬较多。小李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不容易捱到可以完全放松休息的春节长假，何必为了回趟老家在‘千金难求一票’的春运中找累受呢？”

　　不愿打乱生活惯性。不少人习惯了在大都市里的快节奏，一旦回到远在农村的故里，猛然间失去熟悉环境的心理寄托，总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家在陕西的孙真彬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感受，他认真地告诉记者：“在广东生活时间长了，平时像刹不住车的跑车，对老家农村的生活真有些不习惯了，家乡同龄人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多少会让我变得有些意志薄弱。”

　　“恐归”会背上人情债？

　　回家过年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它不仅是亲情团聚与人际的沟通，更是父母的期盼。面对父母一次次打电话苦苦要求，“恐归族”多少显得有点冷血、有点反叛、有点另类。因此，“恐归族”能够获得过年的自由时空，却要担心因违背传统而背上人情债。

　　杨先生曾十分感慨地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春节，夫人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去了，直至大年初一自己才从繁忙的公务中松口气。百无聊赖中，突然想起还是回老家去看看老母吧。于是，他从广州驱车三小时赶到阳江。到家一推门，母亲的孤独伴着心酸扑面而来。房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母亲一人正枯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让母亲孤孤单单地过春节实在是做儿女的不孝啊！”
　　

　　《顺德时尚》杂志社主编冯冬生是个有名的孝子，前年他在番禺特地给父母买了一幢别墅。虽然在顺德工作，可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驱车回去探望父母。每逢佳节，他的一个不变的节目就是召集全家老小团聚。

　　他认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春节应该回家过春节，陪陪父母，尽尽孝心，否则当“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就只能是懊悔了。其实，父母对子女没有别的苛求，他们不需要子女带来荣华富贵，“常回家看看”往往是他们最朴素的唯一要求。

　　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不能轻易地把“恐归”算做不孝。很多回乡过年者，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心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震荡。“恐归族”属于敏感人群，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而其适应能力偏差，同时可能确有一些客观原因，使回乡对他们来说会使身心受到伤害。因此，有社会学家呼吁，老家的人们应当对身在异乡的“恐归族”给予足够多的理解，不要让其过于为难。毕竟，过年不仅仅是为了团圆。

　　何时从“恐归”回归到“盼归”？

　　随着社会变迁，从“盼归”到“恐归”，中国人对待传统民俗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现实生活在都市人心理层面的真实写照，是传统习俗与现代时尚磨合碰撞之下的产物。其间有人们对传统节日最原始心态的保留，也有对现实压力的强力摆脱，这些林林总总的心态总会引起各色人等的强烈共鸣。

　　中山大学中文系叶春生教授认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些心态刷新着中国人传统节日的年味儿。”他指出，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的春节演变出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又是催生“恐归族”的重要社会条件。“试想，如果过年的方式只能回家，那么又怎么会出现‘留守族’、‘远游族’或‘狂欢族’呢？”

　　广州大学民俗学家马洁针表示，春节团聚的主要目的是探访家人、相互交流、增进感情，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性的内涵。如果条件不允许团聚，也可以通过电话、信件、留言等方式来实现愿望。

　　既保留一定的传统过年方式，又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人们看到，“恐归族”中也有人在积极地为家人团聚寻求新的过年方式；现代社会也为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提供了可能，如全家旅游过年，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年等。而中国长假的实行，更使“恐归族”既少了挤入春运大军的烦恼，又可选择传统习俗淡些的日子回家。

　　叶春生指出，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传统、最被重视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个喜气洋洋的亲朋好友团聚的节日，虽然社会在飞速发展，过年的一些形式会更新，但回家过年团聚的情结却不会完全改变。

　　“其实，倒不是回家真有多么不开心，只是春节牵连着太多的繁文缛节和既定程序，让简简单单的回家过年凭空多了许多负累，身心俱疲会让团聚的欢乐大打折扣。”广州石化公司的闵强说出的可能是“恐归族”的心里话。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俗真的需要做出改变。

　　如果能舍弃一些礼节，多一些真心的团聚时刻，“恐归族”一定会由“恐归”回归到“盼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