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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真的麻烦了。”站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王自新面对30多公斤重的废电池和500多根废灯管皱起了眉头。
废电池难不倒37岁的“废电池大王”，但两米多长的易碎灯管却让他断了坐公交车运回去的念头。“打车？给的这点处理费还不够车钱呢。”王自新苦笑。
幸运的是，赵老师找来了学校的货车。一个多小时后，这些废弃物躺到了王自新位于北京丰台新宫村的家里。堆在院子角落里的废电池，已有一人高。
一年多来，王自新就这样在京城为回收废电池奔波，有时骑辆小三轮，有时推个小推车。他创办了全国惟一一个拥有执照的专业回收处理废旧电池的民营企业———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中心。但是，这个企业不挣钱。
推开写有“请善待您手中的每一节废电池”字样的绿色铁门，记者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拥有百万元财产的家庭。一台没有主机外壳的电脑和两部电话
，就是王自新的全部办公用品。
医生出身的王自新，下海做建材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为了实现废旧电池回收产业化的梦想，他将做生意赚来的100多万元“折腾”了进去。
（一）
这个故事要从1999年夏天的一本杂志讲起。
就是在那本杂志上，我得知国内还没有废电池处理厂。就在那个夏天，我从建材生意转做电池回收，从百万资产到倾家荡产。
那时，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个纽扣电池污染60升水，一节一号电池使一平方米土地再也不能长庄稼。”随后，我打听到“全湿法”酸性电池回收技术。
那就干吧！还等什么？怀着开辟一个新兴产业的理想，我联系到一些合作者，共同投资700多万元在河北易县建成了国内第一家废旧电池再生处理厂。
我在北京成立了废旧电池回收中心，开通了热线、组织了回收宣传服务队、举办了电池知识巡回展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冒险，而且危险系数越来越大。
来自各方面的信号都不妙。尽管当时这个项目易县已经批了，但河北省环保部门认为可能造成污染，迟迟不批。而回收体系的不足，造成了“无米下锅”。尽管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箱，但回收的数量很有限。处理厂一年要“吃掉”3000吨废电池，可最近3年在北京也就回收了几十吨。
废电池回收处理从来都是不赚钱的。一些国家为鼓励企业回收，采取了补贴政策，但目前国内还没有补贴。
2002年7月，毁灭性的打击降临了。权威专家刊文指出，废电池在外壳保护和大量垃圾的稀释下，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集中回收后处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汞污染。
这篇文章还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财政对利用废电池的企业进行补贴，只能坚持企业自愿的原则。”
“死刑判决”———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念头……3年的努力，完了。
终于，环保部门决定让这个废电池处理厂下马：湿法工艺过程中存在废水排放问题，一旦废水污染已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易水河，责任谁担得起？
“毫不夸张地说，我已倾家荡产。”回忆起骤然坠入贫困的瞬间，王自新的声音没有一丝颤音。
同样没有颤抖的，是他的信念：“废电池不回收，绝对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只要技术到位，废电池产业一定是朝阳产业。”
统计表明，目前北京市每年产生废旧电池4840吨，而回收数量只有200吨左右，不足总量5％。
资金没了，但王自新却扎扎实实地和废电池干上了。他把车卖掉，工作场所搬到家里，继续“冲锋”。
（二）
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那段时间，走路都耷拉着脑袋。自己的钱搭进去还是小事，几个亲戚朋友是我多次鼓动才加入的，怎么交代？
狼狈归狼狈，但我始终相信，“电池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只是短期的预见，从垃圾填埋场的处理情况看，永远不出现渗漏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一次性电池不回收会浪费大量资源。每节电池中含有22％的锌、26％的锰、17％的铁，如果不处理就扔了，等于每年白白扔掉几千万吨的有用原料。
第一次建厂失败，“硬伤”是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我决心开发出完全消除污染排放问题的技术。而在此之前，我必须打好基础：宣传回收废电池的意义，建立完善的电池回收网络。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制作了一万套“电池知识普及挂图”，代价是花干了最后的4万多元。
当初的两条“废电池热线”，如今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夫妻热线”。把热线挪到家里后，我和妻子轮流值班，可以保证24小时有人接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了6700多个电话。
4年前我创立的“绿色之星废电池志愿者服务队”，目前已有6000多名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开展活动。同时，我在北京建立起几百个废旧电池回收点，几年来回收了300万节废电池。
说实话，家里是挺困难的，只是吃得饱饭而已，真要生个大病就麻烦大了。作为男人，自己对家人亏欠得太多了。小孩上学需要学费、赞助费，正是花钱的时候，而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妻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到现在，我已经借了8万多元。
比这些困难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人的不理解。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再搞废电池了，挣钱养家吧！可要是没人带头做这件事，废电池问题何时才能解决？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高消费、高污染、能源危机之后，开始重视废旧电池的无害化处理，回收环节的费用一方面来自居民的垃圾处理费，另一方面则来自消费者缴纳的危险废物消费税以及电池的生产工厂交纳的环境税。与此有关的环保产业，已经相当成熟。在我国，这些产业尽管已经起步，但还有许多规章需要完善，还有赖于许多怀有梦想的人士去推进。
（三）
他们都说我是“环保狂人”，我其实是一个很实干的人。我把废电池当成事业来做，总想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产业经济。
许多人都在对我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给你的事业定位？
称为志愿者行为？可我有营业执照。称为公益性行为？可企业又应当追求利润。称为企业行为？可废电池本身没有高额利润可言。
开始创业时，我考虑过在废电池产业化格局建成后，企业会有一定的利益。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不可能再谈什么企业利益了，我只是为了根治废电池问题的理想在奋斗。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2005年，我和几名志愿者一起开发出“真空热解处理废电池技术”，已经到了“中试”阶段。今年，这项技术就会成熟，可以考虑建厂了。
但是，光是做“中试”我就花了8万多元，连孩子的1000元压岁钱都填进去了。下一步，把这套技术转化为设备，需要投资200万元。还要建一个年储存1000吨的仓库，一年租金得5万元，建设费用35万元。钱在哪儿？
我想过，可以集社会公众的爱心捐款建立废电池处理厂。但根据《捐赠法》，我没有开展募捐活动的主体资格。
我找过多家基金会，但人家很现实：你是企业，但却没有了收入来源，捐的钱你私吞怎么办呢？
我找银行，银行说你连固定的收入都没有，怎么给你贷款？
找政府部门，可他们说我的项目和他们的扶持标准不相符。
找企业融资，但企业要求的是利润。谈了40多家，根本没有人愿意投资。
朋友劝我：就算要搞，你也得做生意再赚个百来万的才好搞下去。
可是，不能再等了。我可以等，中国废电池它等不了。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尽快看到中国废电池污染得到根治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我的工作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王自新一再说。
2005年，为了这个梦想，他再次上路。
这一年，他跑了不少于300个单位，仅他自己直接上门就回收了40多万节废电池，重达7吨。
这一年，他把北京废电池处理调查报告提交给北京市商务局，还和美国一家大学一起探索收回废电池的基层管理模式。
这一年，他被评为“国内民间十大环保人物”。
这一年，他开始“二次爱心创业”，试图打开产业经济之路。
废电池使他倾家荡产，他却要为废电池设计未来。
这梦想，不休不止
———王自新印象
如果一项事业让你倾家荡产，你还会执著地去做它吗？
他坚持到了现在。他还将继续下去。
这梦想，不休不止。
从押上全部家当创办全国第一家废电池处理厂失利，到蹬着三轮车四处回收废旧电池，从百万家产到一家老小靠妻子每月1000多元工资生活，这位“草根环保者”的意志从未动摇。
300万节电池是什么概念？一节一节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几圈，足足有60吨重。他用了7年的时间把这300万节电池从学校、企业、饭店、加油站、百姓们的手中一节一节收集起来，并送到相关地方进行处理。
这梦想，不休不止。
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废电池回收都是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但它需要有人去促成。
环保本来就难，何况是“民间环保”。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人支持……或许，对于王自新来说，有的只是“狂”。
不是疯狂，不是狂妄，而是狂热，对环保的狂热，对梦想的狂热。
他始终执着于自己的梦想：“不管以后会怎样，这项事业我会一直做下去，为了中国的废电池，我可以牺牲个人，可以彻底抛开个人利益。”
他一直不忘实干：设立宣传热线，打造基层回收点，开发全新处理技术，回收废电池……
这梦想，不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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