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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7点半，笼罩在京城上空的寒意正逐渐在晨曦中淡去。
当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乐平赶到单位门口时，台阶上等候了两个多小时的3个人影立刻“活”了起来：“您是黄律师？帮帮我们吧！”
他们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在求告无门的无奈中，他们在书店里看到了黄乐平的著作《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随后便赶往北京。为了早点见到“救星”，他们不惜在寒风中蹲上两个多小时。
与往常一样，黄乐平把他们领进了办公室。“每当看到那充满希冀的眼神，听着那急切的声音，我只有选择全力以赴。”
4年前遭遇工伤的黄乐平，亲身体验了维权之坎坷。“律师争取工伤待遇都如此曲折，农民工该怎么办？”
这一问号，使他至少增添了两个“头衔”———《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等4本工伤维权著作的作者，“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的站长。
一年多来，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黄乐平帮助了2000多人次的工伤者。
（一）
你相信一次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相信。
4年前，我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专职法律顾问。干得还不赖，两年中为公司挽回了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
一次工伤，改变了一切。
2002年底，我在公司与下属企业的一场篮球赛中右膝受伤。当时以为不严重，便没有申报工伤。
半年后，膝伤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必须手术。当时，妻子怀孕了，还有买房还贷的压力，我只好申请工伤认定。
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大型企业，我的工伤认定竟如此艰难：单位根本不认为是工伤，而遭到压力的同事也不肯提供证言。等到“伤残6级”的评定结果时，11个月已经过去了。而工伤待遇的落实，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当然，这并不是最曲折的维权，而且得到了较好的结果。如果我不是律师，会有这样的“好”结果吗？
其实，我从小就见识过工伤的狰狞。11年前，姑父在广州打工时突发急病去世，不但未获分文赔偿，连火葬费都是大家凑的。
11年后的今天，农民工的工伤困境有增无减。
我决定，要帮别人维权，尤其是那些农民工兄弟。
2004年9月，黄乐平出版了《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第一版印了5000册，短短4个月内售罄。
此后，他的电话逐渐变成了“工伤120”。仅今年以来，他收到的求助信件摞起来就有一人高。
他原以为自己已是工伤领域的行家里手，对一些案例应该已经麻木。然而，这些来电、来信却使他一再体验艰难。
（二）
就在京城，就在通州，一家活动房安装公司的40多名农民工竟有10多人有工伤，而且几乎都没有申报工伤。
总有些场景，让你承受重击。按医生的嘱咐，这家公司的受伤工人肖重生应由专人照顾至少两个月。可是，他不但没人照顾，而且只能躺在杂乱的工棚里，一天就靠保安送进来的几块烧饼充饥。
在浙江瑞安打工的江西籍农民工王华生，在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倒，需要修补颅骨。为了向有关部门求助，他在雨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没有雨伞，他只能用塑料袋包住手术后刚拆线的头部……
近一年来，我收到来自工伤者的求助不下400起。他们的困顿，让你无法坐视。
在有的地方，因工伤返乡农民工的家庭人均年收入降到了1000元以下，人均收入不足200元。而且，多数人获得的医疗和赔偿都在1万元左右，医疗、护理、生活费用都没有着落。而心理危机同样可怕———原先的“顶梁柱”，突然变成了行走坐卧需要照顾的人。
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工伤就像一颗不知道何时就会踩上的地雷，粉碎他们所有的梦想……
一年多来，黄乐平目睹了工伤者的辛酸，见证了农民工维权的艰难。“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享受工伤待遇，这一保护劳动者的链条频频断裂。”
目前，涉及工伤的行政复议、诉讼案件相当多。非法用工屡禁不止，不法老板“拖、赖、骗、吓”，劳动执法步履艰难……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工伤者被挡在认定大门之外，另一方面，数十亿元的工伤保险基金却躺在保险柜里……
（三）
当我见到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张先法时，他甚至已认不出妻子了。
那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平房，一张上下铺的木板床和一张折叠椅就是全部家当。看见有人进屋，躺在床上的张先法只是“嘿嘿”地笑。
2005年3月16日，他在江苏一家公司分包给北京一家公司的一个工程干活时，不慎掉入地下室，脑部严重受伤，醒来时已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右半身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无法坐立行走。
北京的公司支付了6.5万元的医药费，而江苏的公司掏了2000元。
我帮张先法的家属到区劳动部门申报工伤认定。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经过4次反复交涉，申请才被受理。
难题又来了：劳动部门要求提供有关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然而，张先法给包工头干活，与北京这家公司没有直接联系。出事后，工友已“神秘失踪”。
其实，区劳动部门本可以去相关区安监局调取相关材料，但他们认为自己没这个义务，而安监局不接受个人调阅资料———工伤认定竟成了绝路。
为争取时间，我协助张先法家属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立案。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认定难已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很多农民工根本没签订劳动合同，而工友又往往被老板买通，难以证实劳动关系。
更重要的是，法律程序太过繁琐，大大增加了维权成本。如果用人单位和伤者不进行调解，就必须经过以下程序：工伤确认、伤残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为了工伤赔偿，从开始到打完官司，花了将近6年时间。一个河北沧州的受害者，申报工伤12年了，到现在还没认定下来。
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繁琐的程序———这就是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尴尬。
黄乐平认为，应该修改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制度，最好能设立劳动法庭。“繁琐的程序，给工伤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举了江西籍农民工王华生的例子。王华生两次手术花了3.3万元，每月伙食费160元，补品（鸡蛋、红糖以及低档奶粉）100元，房租200元，医药费300元……而全部收入就是妻子每月挣的五六百元。
在遭遇工伤13个月后，王华生拿到了工伤认定书。但这仅是刚刚开始：劳动仲裁、一审、二审……
“有时我也犹豫，是否应该劝他们接受较低的赔偿而避免长期程序？”
（四）
一年多来，我已经给2000多人次的工伤者提供了咨询。
我越来越明白，代理个案只能帮助极少数人。因此，2005年4月，“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问世。宗旨很明确：关注弱势群体维权，感受工伤职工心声。
我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可以给更多人提供帮助。我更希望，有更多律师能够加入这一行列。
当然，如果要算经济账，我做这些肯定是亏本买卖。
就拿网站算一笔账吧，运行7个多月来，我已投入2万多元。这还没有计算时间成本：我平均每天要花两个多小时维护网络、回复咨询，而电话答复求助者的时间更是难以计算。在正常情况下，咨询一次我应该收费500元。
如果我没有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这些公益事业上……我肯定还要做下去，不管有多难。
只是，我很清楚，帮弱者维权光靠激情是不够的，维权需要依法，也需要技巧。目前，我正准备和一些机构合作开展相关项目。如果能够得到政府机构或者民间团体的帮助，就可能建立可持续的模式。
我相信法律，我也相信法律需要人去推动。采访结束，记者和黄乐平一起去复印材料。
“知道吗？印材料、寄材料也是工伤者不小的负担。”黄乐平抚摩着手中的求助信说。
王华生证实了他的说法。连肉都不舍得多吃的王华生，已在这方面花了近千元。“我不清楚哪些部门能帮我，可能沾边的我都寄了。我想，最后还得靠政府。”
他的妻子同样满怀希望：“再苦，也要撑下去！”
“法律总会给我们做主的”———他们说，这是黄律师教给他们的道理。
从未远离这片土地上的生命——黄乐平印象
当他面对法律条文时，他总是那么沉着冷静、目光如炬。
当他面对一个个鲜活而又无奈的生命时，他总是压抑不住激越的情感、呐喊的冲动。
一年多来，他不停地为工伤者奔走，尤其是那些缺乏法律知识、甚至不知工伤为何物的农民工。
他的网站为困难者敞开，他的电话为困难者敞开，他的办公室为困难者敞开……
作为一名律师，黄乐平对工伤维权的认识经历了“理性—感性—理性”的过程。
当他自己身受工伤时，他的反应是理性的：逐一查对法律条文，一步一步靠法律程序追讨公道。
而当他亲眼目睹了“张先法”们的惨痛与无奈时，他无法压抑愤怒。他甚至一度质疑：我们的法律是否偏向了企业一边？执法者是否对劳动者太过冷漠无情？对GDP的片面追求是否给劳动者造成了太多的伤害？
但他最终还是回归理性：工伤维权，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
他坚信，每一个案件对正义的追求、对程序的讲究、对技巧正确的使用，都可以使法制建设朝前发展。
也许大学生活给他增添了不少书卷气，但他的心灵从未远离生他养他的农村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命。也许律师生涯使他习惯于理性，但他从未忘却对不公正的愤怒，从未放弃对正义的向往。
正是对正义的向往，使他决心将“亏本买卖”继续做下去。正是对正义的向往，使他愿意面对一些部门的冷漠、用人单位的刁难、寻找证人的艰辛乃至一些工伤者的误解。
“人，总得有点社会责任感。”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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