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盛世繁华背后，还有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因其出人意料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故事反映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人，仍在承受着令人心酸的命运，某些过时的制度安排仍在扭曲着人伦———这些是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不能漠视，也不应容忍的。

　　今天《青年调查》再揭旧疮，重新剪辑这十条社会新闻，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应该怀着羞耻之心，记住它们，记住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2005年。

　　祝福我们的2006年。

　　46岁的尤国英：她被送到火葬场时还没有死

　　这是让人揪心的一幕。10月27日，46岁的尤国英被她的亲人送到了殡仪馆，就在准备进行火葬时，细心的殡葬工人发现她眼角淌下泪水，她的手还在微微地动。一起火葬活人的悲剧避免了。

　　在此之前三天，在浙江省台州市打工的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短短3天的治疗，几乎花尽了全家的积蓄。无奈之下，全家商量放弃治疗，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家属哭着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被迫放弃了人性与亲情。

　　事后，尤国英的女儿哭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到现在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她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那样的打工家庭！

　　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受访者曾经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过医疗。

　　39岁的佘祥林：妻子出走带给他11年铁窗

　　3月28日，42岁的湖北妇女张在玉从山东回到了老家———尽管在11年前，她已被当地法院判定因遭丈夫的杀害而“去世”。而此时，她的丈夫佘祥林，已在牢狱中度过了11年的漫长岁月。

　　这个十余年前的旧案让人瞠目结舌，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将冤案办成铁案”的可怕“体系”。

　　事实上，有类似遭遇的，并不止佘祥林一人。我们可以列出这些名字：聂树斌、胥敬祥、滕兴善、张海生、李久明。也许，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

　　有媒体评论说，2005年种种冤案“揭底”，显示2005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

　　我们也看到，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死刑核准权将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对被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计划的《刑事诉讼法》，学者也普遍预期，“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时需要有律师在场”都很有可能被写入法律。

　　16岁的李洋：显赫落榜的高考状元

　　李洋可能是自有高考以来身份最为“显赫”的落榜者———海南省的高考“状元”。即使这样，他还是无缘自己心仪的大学，因为他是高考移民。从“理科状元”到清华梦的破碎，李洋经历了人生的大喜与大悲。

　　好在，命运在和这个16岁的孩子开了这个残酷的玩笑之后，还算公允地给了他一个圆满的结局：9月14日，李洋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并获合计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在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安排下，尽管各地都在奋力封堵，每年依然有许多人，像候鸟一样从东向西，自北往南，前赴后继地当高考移民，也做着各自心中的梦。

　　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又出现新的“李洋”？而那时的“李洋”，还会像今天的李洋一样幸运吗？

　　26岁的王垠：坚决退学的清华大学博士生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垠都是这个世界上的“骄子”：本科毕业后到清华直读博士，发表过SCI，获得过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再有一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

　　直到他选择退学。

　　在公开信《清华梦的破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中，王垠称，导师招学生，是为了“财源”，而paper可以带来基金，他已厌烦了国内所谓的“学术”。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此前不久，数学家丘成桐称，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中国的大学教育真的出了问题了吗？

　　在某著名网站一项有6912人参与投票的调查中，有81．0％的人对王垠“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表示尊敬。

　　合肥58栋别墅无人认领———冤？不冤！

　　今年7月，在合肥市委市政府强力推动的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中，遇到了58栋“天外来屋”：这些修建在水库旁边、环境优雅的两层别墅，虽经居委会努力找寻并在当地媒体刊登通告，却始终无人认领。这58栋别墅的主人，不约而同地一掷千金，以价值三四十万元的房子为代价，和大家玩了一次“人间蒸发”。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认领时找不着人，拆的时候可有不少人开着车去看。

　　这些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敢来认领房子？

　　有人说，其实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兜里揣着大把的钱却不敢乱花，自己买下的别墅还不敢承认，家中失窃不敢报案，“三陪女”来信敲诈也得忍了。就这样，一天到晚神经还得高度紧张———一听马路上的警笛就心慌，一听组织请喝茶就腿软。

　　说起来，一无所有的民工兄弟倒比他们幸福多了———不是有研究说农民的幸福感最高吗？

　　华油职工为了上岗奋勇离婚———人民真幽默！

　　从8月12日开始，华北油田的婚姻登记处忽然变得门庭若市起来。最多的一天，有20对夫妇来办离婚手续。其中“有不少夫妻手拉手，亲亲热热地去办离婚手续，就像去超市购物”。

　　这一切源于华北油田新出台的再就业政策。政策规定，“单职工买断工龄的，可以上岗；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以离婚证为准。”

　　现实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践踏了家庭，以及人的尊严。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首先要满足生存所必需的生理需要，其次才是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来都不缺乏生存的智慧。为了生存，又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呢？大家都有很现实的幽默感，一点都不假道学！

　　专家说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专家真牛！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的研究成果。2005年，一些媒体忽然发现，这项研究是由一家汽车厂商赞助的。

　　这些“研究发现”现在读来，深意无限。

　　今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而在其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稍微看看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家的高论，就不难理解公众对他们的不屑了：“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天然就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事实上，不只是经济学家，任何人———学者或是卖茶叶蛋的———都有权利为任何合法的利益集团代言。但是，在此之前，请务必做到两点：其一，不要拿着全体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代言；其二，请撕下“公允中立”这块招眼的花布———给富人代言也没什么丢人的，不是吗？

　　北京小学生拿国家英语证书考初中———孩子们真强！

　　在首都北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和洪战辉同学一样，有着“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还有着“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他们就是祖国的花朵、北京市的小学生们。

　　据报道，在奥赛被叫停后，本意为成人设立的PETS（国家英语等级考试）一下子成了“小升初”择校时的热门指标。面对择校风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孩子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投入到考PETS的大军中去。

　　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的数字显示，今年9月10日，超过5．3万名6～15岁的中小学生涌进北京市1305个PETS笔试考点和671个口试考点，人数是成年考生的两倍。其中更有超过100名小学生报考了PETS三级，约相当于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水平。

　　当然，这些孩子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譬如说，那个叫“童年”的东西。

　　重庆为男员工招聘无恋爱史女生———真以人为本啊！

　　许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始承担着双重任务：为单位挑选人才的同时，也为单位男员工挑选媳妇。

　　在重庆一所大学举办的招聘会上，一家用人单位负责人说：“条件合适并且没有男朋友，可以考虑接收。如果有了男朋友，是选择单位还是选择男朋友，那得由学生自己决定。”

　　这位负责人话之后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单身危机正在开始袭击中国社会。

　　这个危机急坏了单位领导，也急坏了父母。这不，一场场极富特色的“中国式征婚”———父母相亲会，由北京肇始，正在迅速被天津、重庆、上海、深圳等城市复制。每场相亲会都有成百上千的父母拿着自己孩子的简历和照片，聚集在广场上、公园里，像参加招聘会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推销与物色。

　　相比起来，单身者自己似乎显得并不着急，因为有更让他们着急上火的：社会转型，压力增大，年轻人95％的时间都得用在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拼命发展个人事业上。至于爱情，便只能放到那5％里去忙里偷闲，急中生智。

　　江西崇义流浪者随检查而迁徙———算公费旅游吗？

　　每逢检查来临，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开始在城市间迁徙。只是候鸟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地飞来飞去，他们的迁徙却比较省劲，只需抬抬脚———坐上当地人民政府提供的面包车。

　　虽然没有参加社会劳动，他们一直为城市做着贡献：用“从这个城市消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市容整顿。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他们像鼻涕一样被甩开，来维护这个城市干净的脸面”。

　　他们为城市做的贡献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直到1月21日，7名被江西省崇义县民政局扔到邻县大余县野外的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中，5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崇义县民政局一名副局长说，县委县政府要求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收容了就往别的县里送。他们送到大余去，大余就往他们这里送，每个县都是这样做的。

　　据说，现在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潜规则，而每有检查来临时，县与县之间互相遣送流浪乞讨人员也是一种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