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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社会学家郭兴华：官员豪车的盛行，实际上源于官员的攀比心理，也反映出官员想过“体面生活”的心理需求。

　　“车改”试点

　　宣传部长骑着摩托车跑工作

　　北京市公务车改革的试点工作已经在海淀、房山、平谷等区县悄然兴起。平谷区夏各庄镇已经成功拍卖出6辆公车，踏出了“车改”的第一步；房山区琉璃河镇公务车改革工作已于近日顺利完成，分6个档次对干部发放车补。海淀区温泉镇也即将正式开始对公务员按级别发放交通补贴，处级干部每月补贴1300至1500元。

　　为了切身感受这个试点镇的“车改”效应，记者来到了北京市地下水蕴藏最丰富，有“独立水系”之称的平谷区。

　　坐着平谷区特产“蹦蹦儿”(即简易三轮燃油车)，在新修的公路上，一路“蹦”着，别有一番风情。到达夏各庄镇政府时是上午10点，这是和镇宣传部长孙浩约好的时间。但是他的秘书员告诉记者，孙部长出去忙了，马上回来。在那个10来平米的办公室里，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镇政府的朴素。

　　这个身先试行北京市公务车改革的小镇，规模并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全镇只有10辆公车，但是从这里的些许变动中，也可以窥见整个“车改”的效应。正如镇领导所说，现在小镇车改后所有的数据都统计保留，留着给以后全国性大手笔做内参。

　　不一会儿，孙部长来了，骑着他的摩托车风风火火，由于忘记戴头盔，在这寒冷的初冬，脸被吹得通红。

　　孙部长说他整天忙，基本上闲不下来，除了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外，他还包着两个村，另外还负责工会的事。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骑着摩托车来回“窜腾儿”。

　　今年47岁的孙部长快人快语，和记者寒暄几句后迅速切入正题。

　　“不要说我们是试点，把公车卖了全是我们镇自愿的！”这是和孙部长聊天中，他强调最多的一句话。

　　然后孙部长拿出一摞资料，全是关于这次夏各庄镇公车改革的有关材料。里面详细记载了“车改”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部过程。从2005年11月1日起，夏各庄全镇推行公务用车改革。决定副处级以下取消公车。全镇共有10辆公车，有6辆在11月10日成功拍卖出去，仅保留四辆公务用车。

　　“说实在的，我们镇穷啊！”孙部长不禁皱起了眉头，“每年公车消耗财政巨大，车改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这6辆车卖了没干别的，都还债去了！”

　　另外，促使夏各庄镇决定车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副处级干部多，镇政府60个在编人员，有9个副处级干部。配车不均匀，不易内部和谐。

　　记者问起车改后，有没有干部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孙部长嘿嘿地笑了起来，说：“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是好事，但肯定也存在着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所以车改后为了照顾官员们的情绪，头一个星期用面包车接送官员上下班。”过了一会儿孙部长又说：“对于那些有车的副处级干部来说，肯定会这样。”

　　现在夏各庄镇里的干部纷纷琢磨着买车，见面打招呼仿佛就一句话：“什么时侯买车啊？”成为最近最热的话题。

　　车改后，好多以前专车接送上下班的干部现在纷纷搭起了便车，下属有私车，让下属去接送便成了有些官员们另外的新招。也有少部分人打车上下班。

　　曾经有辆公务用车的孙部长现在每天骑着摩托车跑工作，寒风凛凛，长期下来全身都有毛病。“我们负责宣传，每年都有发稿的任务。去年，大雪天，没车去采访，我们只好骑摩托车去，回来都冻坏了。”

　　目前镇委书记有辆本田专用车，镇长专用车是帕萨特，还有两辆金杯面包车是给党委办和政府办用的。其他部门没有公务用车，发了车补，出门办事自己想办法。

　　数字“公车”

　　4∶1 在北京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除出租车外，公车与私车的比例为4∶1

　　5 私人轿车每万公里运行成本是8215.4元，而公务车则是50361元，高出5倍多。

　　500亿2004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高达500亿元。

　　27% “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3000亿截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数字，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

　　1／4 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占1／4、干部私用占1／4、干部亲戚朋友私用占1／4、司机私用占1／4。公车不“公”日益严重。

　　“车改”模式

　　三种模式

　　1.拍卖＋按月补贴模式：公车实行机关内公开拍卖，领导干部有优先购买权，并给予拍卖价20%的优惠。此外，全体干部发放交通补贴。2.购车补贴＋养车补贴模式：购车补贴仅限于领导干部，补贴按领导干部的一个任期，以一辆车加上消耗，每年可补贴四五万元。而养车补贴则是全体干部都有的，每月按一定数额发放。3.成立车队＋用车凭票模式：即公车统一管理，凭票用车。从目前看来，第一种模式被认为是相对较可行的办法，也为多数试点单位所接受。

　　“公车”对比

　　首尔只有4辆“官车”

　　韩国首尔市人口1027.7万，拥有277.7万辆车。为改变“行车难”，市政府把“官车”数量一下子砍到只剩4辆。这4辆“官车”的分配情况是，市长一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4辆“官车”的任务是确保市级领导各种公务活动的交通所需及其上下班的接送。

　　芬兰有5辆公务专车

　　在“透明国际”公布的廉洁榜上排名第一的芬兰，全国只有5个人公务专车：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他们对付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招数也无非是政府机关公布官员用车信息、媒体查询曝光、公民举报等“常规武器”，但由于制度执行到位，“5辆专车”一直未有膨胀的迹象。

　　宜宾却有“2400”辆公车

　　四川宜宾，人口约500万，90%以上是农业人口，平均50人供养1个公职人员，现有公车2400辆，每年养车消耗上亿元。虽在积极推进公车改革但遇到的矛盾和阻力非常大。

　　“车改”桎梏

　　官员身份符号“轿子文化”的延伸 

　　在百姓眼里，官与车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牌号越小，车肯定就越好，官也越大。哪有当官的不坐车的？这种想法渗透着国人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

　　追溯公车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公车的影子。秦朝的马车可以称做最早的公车，随后，改朝换代，沧桑千年，马车逐渐被轿子所取代。在唐朝时，一个官员出行往往八抬大轿随行，八个壮汉抬着一个装饰华丽的轿子，中国经久不衰的“轿子文化”源于此，这个文化影响了国人几千年，甚至现在有的官员也逃不出这种思想桎梏。

　　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也有国外进口的小轿车，但是价钱不菲。不提开车坐车，在中国的偏远地区看到车都是件大事。能坐车是件很奢侈的事。在那个年代，人们看到的、想到的能坐车的只有两类人：官员和港商。开车的司机师傅也受人尊敬羡慕，毕竟这“开车”在当时也是技术活儿。

　　随后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期，大量进口轿车、合资车投入中国市场。现在最为普遍的桑塔纳被人们称为“县长车”。官员们坐车逐渐普遍，渐渐发展成专车。看到一个个下海经商人士开上了豪车，官员们的权力欲开始膨胀，“公车私用”现象严重，腐败现象严重。

　　由来以久的“官车现象”使得官员们开始攀比，官车开始与级别身份挂钩。1999年“两办”出台了官员配备汽车标准的规定：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汽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在人民大学社会学家周孝正的眼里，这个规定并没起到多少实质作用，在官员攀比风气下，豪车、超标公车层出不穷。

　　2005年9月21日，《经济半小时》曾经报道，黑龙江部分地区政府采购豪华越野车的事件。众所周知，小排气量是采购公车的首要条件。然而许多官员开着大排气量的越野车“办公”，说其是“用高射炮打蚊子”一点儿也不为过，其背后的铺张浪费是惊人的。在齐齐哈尔市2004年的车改中，共有9辆丰田越野车被拍卖，这也是官员追求体面的真实写照。

　　著名社会学家郭兴华教授指出，官员豪车的盛行，实际上源于官员的攀比心理，也反映出官员想过体面生活的心理需求。“实际上，官场如商场，级别越高，就越说明你有能力高人一等，也就意味着你可以享受这种身份的待遇。而现在的情况是高官的工资太低，不能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于是就有了‘赛豪车’的盛行。”

　　车改治腐的同时剥夺了官员的“体面生活”，有官员向记者大吐苦水：“没车之后，我一方面攒钱自己买车，一方面到处蹭下属的车，以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专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单位公开拍卖公车，我竞购以前我坐的那辆本田没有成功，看着身边一个个搞企业的朋友坐豪车，心里真不是滋味！”

　　周孝正这句话意味深长，“取消公车是向千年制度挑战！”

　　“公车”事件

　　改革建议起草人遭谩骂

　　事件一

　　公车车牌流行“变脸”

　　只要装上一种电动变换号牌装置，在车内轻触按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官车号牌就变成寻常百姓或普通公车号牌。2005年7月，四川省在成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者均是来自全省各个市、州的官员及各个省级部门的领导。记者在停车场中看到，在一排排仪态庄严的黑色官车中，一些悬挂着“川A、川F、川L、川B、川R、川T、川O”等号牌的车辆，就安装着这种“变脸”设备。一位开官车的司机师傅悄悄告诉记者，这些车只要一出大院，有的你就再也找不着了，“车牌一换，想官就官，想民就民”。

　　事件二

　　纪委书记涉嫌

　　驾车致人死亡肇事逃逸

　　2004年12月3日，由于湖南省韶山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亚辉涉嫌驾车致人死亡肇事逃逸，引起当地广泛关注。

　　2004年11月27日晚6时45分左右，在韶山市市区韶山南路72号地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韶山市人大代表、韶山乡石山村村委会主任唐运魁在道路右侧由东往西行走时，被一辆同向行驶的无牌照两轮摩托车撞倒，紧接着一辆牌号为湘C-90898的2000型黑色桑塔纳在其身上碾过。唐运魁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于当晚8时零5分在韶山医院去世。据现场目击者说，摩托车和汽车肇事后，都先后离开了现场。

　　事件三

　　宁夏出现“公务车”标识

　　2005年7月20日，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在展示“公务车”标识。当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对全区7000余辆党政机关公车粘贴“公务车”标识，此举将有利于加强监督，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车轮腐败”。

　　事件四

　　“公车改革建议”

　　起草人被司机群骂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甘肃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民建甘肃省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行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是该提案的起草者，他因此接到了不下20个电话，全是谩骂和指责：“你是在维护官僚的利益。车改了，当官的有了车贴，我们司机怎么办，去喝西北风？”更有司机扬言要砸他家玻璃。2月13日，贾光明的私家车车胎被人扎破。

　　“车改”核心

　　公车改革应透明化

　　“公车改革聊胜于无啊！”社会学家郭兴华说，“如果说在已有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政府开支，还是件不错的事情！”

　　有专家指出，公车改革有四个优点：一、通过职务消费货币化，遏制官员腐败行为；二、减少政府的公务用车开支；三、规范公务用车范围；四、避免铺张浪费购车，减少污染。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指出，虽然公车改革很难操作，也不是很合理，但是鉴于目前公车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二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改革还是很必要的。

　　但是车改也存在着两个缺点：一、只改厅级以下“跑腿儿的”干部，很难有公众信服力；二、公务用车货币化使官员两头得利。社会学家周孝正说，车改后，官员可能边拿车补，边享受着企业或下属的“车接车送”。

　　“只改下级，不改上级，公信力何在？因为中国的国情是大家少有私车，只改革一部分很难服众。”毛寿龙说。“另外，我认为车补也很不合理，其中可能涉及到变相加薪的问题。真正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公开化、透明化。政府采购什么车，花多少钱，干什么用都将之公之于众，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公车问题。”

　　“其实处于改革浪尖上的处级干部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货币化就是一种变相的涨工资。反过来想的话，如果让官员都配上公车，每月却要扣1500元。我相信肯定没有人同意的。话说回来，公车改革并不能实际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是：大大方方涨工资。香港的公务员工资特别高，而内地一是官员太多，二是工资太低，所以要大幅度地裁官留僚(僚：办事员)，在国外可没有这么多的副职。另外配合大幅度裁员，要大幅度提高工资，高薪养廉。”郭兴华说。

　　日前，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表示，目前已开始了公务用车改革的试点，基本思路是自下而上，改革到厅局级领导干部，厅局级及以下的干部将可能取消专用公务车。

　　随后，是北京三次基层试点和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车改试点。此次车改大有燎原之势。

　　据中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公车改革其实已经悄无声息运行了11年。早在1994年“两办”就出台文件：部级和省级干部才有权享有专车，作为职务消费货币化关键词的公车改革，曾经在全国两度掀起波澜，此次车改已是第三次。

　　“车改”足迹

　　公车改革的三次浪潮

　　在上世纪80年代，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当时流传：嘴巴上的腐败——公款吃喝、耳朵上的腐败——公款手机、屁股上的腐败——公车私用。对此，中纪委早就开始了综合改革，公车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规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这个文件的背景来源于当时的车轮腐败，那时公车带来的危害已见端倪。当时文件中已经约束官员们的用车，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才能享有一人一辆专车的权利，何谈厅级及以下干部？

　　1997年5月，中纪委、监察部部署在全国开展治理奢侈浪费工作。中纪委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的前身是职务消费货币化，其中包括住房货币化、招待费、差旅费等问题，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核心是要把官员的公务用品转化为福利、待遇，尽可能地避免滋生腐败。所以10多年来，纪检、监察部门相继开展了领导干部公款配置手机、超标乘坐小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等20多项专项清理活动。该负责人还强调：“这10多年，公车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

　　在这个大背景下，车改才具有如此的历史厚重感。

　　1997年，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

　　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同时，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

　　1998年，黑龙江大庆车改，在当时引起了全国轰动。

　　然而，这次成功的车改却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现在鲜有报道大庆现在的状况。于是记者拨通了隶属于大庆市纪检委的车改办的电话，车改办负责人称现在在车改问题上领导比较低调，拒绝新闻媒体的采访。究其原因，该负责人透露，大庆车改并不彻底，而且自车改后再没人统计过。对于车改后的成效和干部乘车问题，该负责人一直强调“不好说”。

　　作为先行者，不管结果如何，大庆的这次尝试始终是给全国车改点起了星星之火。随之而起的各个省市的试点都堪称全国的第一代车改，给后起的第二代起了示范作用。

　　2001年，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开始，扩展到300多个乡镇。此后，湖南资兴，浙江杭州、义乌，江苏江阴，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相继开展了公车改革，燃起了第二代车改的狼烟。

　　2003年的重庆经开区车改、郑州车改；2004年的齐齐哈尔车改、威海车改，以上被称为第二代中的领军者。

　　第二代车改无论从策划、安排，还是结果、成效都要比第一代更加成熟完善，然而却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经历了11年的公车改革，一直起起伏伏，雷声大，雨点小，到现在，第三次车改正在全国爆发。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20多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科技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实施了班车改革。第三代车改的范围和势头远远超过了前两代，但是如何维持下去和保持良好的成效是改革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车改”众生相

　　审判长：开着奥拓上路

　　幼儿园女教师：

　　每天接孩子的豪车长龙

　　记者的一个朋友是幼儿园教师，她所在的幼儿园内全是高干子弟。每天上学放学是最壮观的时侯，快到放学的时侯，各式各样的豪车早把幼儿园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本田雅格、帕萨特、奥迪A4、A6、桑塔纳2000等，场面甚为壮观。

　　据她讲，孩子的父母一般都是部级干部，还有部队上的高级官员。其中有一些车是私家车，还有一些是公车，因为很多都是公车司机来接的。

　　某政府干部：赶紧攒钱买车

　　现在乘坐别克的某政府干部高部长，正在准备买车。

　　“如果以后取消公车的话，我这个级别肯定受到影响。我今年47，坐车已经坐习惯了，办公要打车去，我这么大年纪，面子上也过不去啊！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买辆车。”高部长已经盘算好了今后的计划。

　　某法院审判长：开着我的奥拓上路

　　张法官在北京市某区级法院，是处级干部，180cm的身高，200多斤的体重，每天驾着他心爱的奥拓上下班，多少有些滑稽。每次张法官挤进车、挤出车都是一个大工程。

　　法院里有几辆公务用车，都是富康级别的。每次出去追被告，张法官都要向门口传达室的法警借钥匙。赶得好的话有司机开车，如果赶不好的话，只能拿着钥匙自己开车去。

　　提到这次可能要刮起的“车改风暴”，张法官乐呵呵地说：“改了更好。本来就没专车，现在发车补，一个月又能多拿点钱，以后我就开着我的奥拓上路了。”

　　民众：货币化是变相涨工资？

　　记者在随机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人对“车改”不抱太大希望，认为改革并没解决根本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车改”改了下级，没改上级，没有说服力；有些人认为实施货币化，有很大的弊端，很可能是变相涨工资，易造成官员既拿车补又开公车；还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起码很大程度上可以制止公车浪费，节省很大开支。

　　公车司机邢师傅：只要不下岗就成

　　恐怕邢师傅的担心是很多司机在这次“车改”中共同关心的。

　　“跑公车跑了十来年，一干别的有些不大适应啊！”邢师傅如是说，“只要不让我们喝西北风就成。”

　　据《南方日报》报道，“车改”后的富余司机将有五条出路：一是本人具备条件的鼓励其报考公务员或转任其他岗位；二是成立社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机关出租车队，安置一批司机；三是已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可按政策办理退休或提前退休；四是愿意退职后自谋职业的按有关政策办理并提供帮助；五是对临时工、合同工按合约规定解除雇佣关系。

　　网友酷评

　　网友虾米：我是普通公务员，平时跟着领导出去有车坐，自己出去工作则需要自己打的，自己掏钱，所以给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公车早就该改了，哪怕改成发公交卡也行啊。

　　网友一盆水：解决公车私用其实很简单：1、所有公车在显著位置像车牌一样写明“公务车”2、凡公车私者一律撤职，并开除公务员队伍，三年之内不得再录用。3、领导不能每个人一台车。4、对于主要的领导还是要配有专车的。

　　网友雨天：我认为改不改都可以,咱们干部自身素质提高了,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小灿：有的单位必须有车，有的单位可有可无，更多的单位根本不需要车。

　　发了那么多车补的部门和领导，应该向人民承诺，在处理事情到达不及时导致重大问题时，千万不能以没轿车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