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时节，孙冶方逝世了。

　　孙冶方在遗言中说：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孙冶方的遗骸属于他本人，应该遵照逝者的遗言处理。但是，孙冶方的风骨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一笔精神财富，将永垂天地之间。

　　什么是孙冶方的风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

　　在人生的长途中，知识分子很难回避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面对这对矛盾，大概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利害高于是非，学术观点随着政治行情变。这是“气象学”家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是非高于利害，学术观点只跟真理走，不跟风向转。这是科学家的态度。

　　不过，采取科学家的态度来解决利害与是非的冲突时，总要付出代价。不仅要在个人得失问题上、穷通问题上、祸福问题上，甚至要在生死问题上作出极大的牺牲。有一些学人变为“气象学”家，从主观上说，其原因恰是过不了得失关、穷通关、祸福关和生死关。

　　多少年来，常常听到一种呼声，要求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线。这条界线应该划，但又很难划。因为，这条界线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的一面。有些问题上划得清，有些问题上又划不清。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很难划出一块远离政治的“安全地带”。当然，志士仁人决不因难划而曲学以阿世。孙冶方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向孙冶方学习，学习他那种“死不要紧，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的风骨。

　　科学家是真理的人格化。科学家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一生。斯宾诺莎说过：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追求绝对真理，是最大的善，至上的幸福。黑格尔极其赞美斯宾诺莎：“没有比斯宾诺莎的道德学更纯洁、更崇高的道德学了；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只是以永恒的真理为目的”。我以为，孙冶方就是这种“只有以永恒的真理为目的”的人。所以，在他的遗言中，要求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不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原载1983年3月3《新民晚报》）
　　（选自上海新闻丛书杂文·短论卷）百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