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关公玉泉山圣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无可取。关公喊的“还我头来”的口号却很有意思，可以借作题目，发挥几句。

　　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在危墙之下，有砖头瓦片掉下来，人们总身不由已地举手护着脑袋走过去。然而一个人长了一个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象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人们对于这种虽长了个脑袋却好象没有脑袋的人，称之曰：“没头神”。可见，脑袋的用场，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封建皇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明朝皇帝定了一个规矩。谁在当朝对皇帝提意见，皇帝如果听得不顺耳，可以当场拉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杖齐下，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名曰：廷杖。当然也还有下牢、杀头的。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们，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那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儿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司都爬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

　　余生也晚。到我开始略知世事的时候，已经赶不上见到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太平景象了。但是，从历史书上知道，明朝的廷杖打出了一个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结局。清朝是提倡多磕头、少说话的，也落得黄龙旗换上五色旗的下场。总之，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有幸在垂暮之年亲身碰上了这个问题。林彪、“四人帮”果然超过了他们的前辈，明目张胆地对这个问题摆出了他们的命题和办法，而且收到了一定的实效。说什么，我的脑袋特别灵。又说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掉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

　　那么，脑袋的用场这个问题总该解决了。却又不然。从这十年的生活看，在这问题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迫的，另一种是自愿的。这前一种人，迫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虽不开口，但一直没有停止过使用自己的脑袋。丑类既除，他们当然会开动自己的脑筋，为党为国家追回十年的损失。可是，后一种人就不同了。他们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对这种人，如果要他们把工作的着重点作战略转移，他们不免觉得安土重迁，很伤脑筋了。前一种人始终坚持要有自己的脑袋，并且充分发挥脑袋的作用。而后一种人却为有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须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所以我借来这个题目，发挥几句。文短意未尽，且等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