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从上海去香港，逗留一年。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东张西望，满眼都是新鲜。头一天荡马路，没走多远，就发现了上海和香港之间的一个差异，高楼大厦附近停车的地点，上海用“停车处”三字来标明，香港则用两行文字“如要停车，乃可在此”来标明。

　　“停车处”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同是海通以来两地发展成大都市后的产物，同是来源于英语“If you stop，please”。从翻译角度来看，香港是忠实原文的直译，上海则是纳入汉语语法的意译。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香港是西化，上海则是化西。香港有不少西化汉语。法院宣布绞刑执行命令中，有这么一段：“将汝之首，置于绳内；绳环汝首，悬至气绝。愿上帝佑汝。”四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忍俊不禁。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在摄取西方文化过程中，遇到一个谁化谁的问题，亦即：西化还是化西的问题。

　　西化的生命力是不长久的。不管是深层次的摄取，还是浅层次的移植，如果排斥本土文化，另起炉灶，总是水土不服，生不下根。“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之类西化汉语，由于不合汉语语法，说起来拗口，听起来啰唆，得不到群众的认可，终究被历史淘汰。

　　正确的态度是化西。最早提出化西主义的人是鲁迅。拿来主义是化西主义。“我”是拿的主体，以“我”为主来拿，为“我”所用来拿。不管拿的是体还是用，是观念文化，还是制度文化，还是器物文化，在拿之前，都要经过梳理、筛选，取精去粗，择良汰莠。然后加以咀嚼、吸收、消化、融合。拿的主体之“我”的固有文化传统越深厚，梳理、筛选、咀嚼、吸收、消化、融合的能力也就越强。这样，就有可能创造出来自西方而又异于西方、甚至超越西方的新文化。

　　汤因比曾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中国凭借这种文化传统，通过强行军在科技领域赶上西方，就完全能创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文明。”汤因比的话不是无根的。记得当年，邓稼先回国时，有人嘲笑道：“在原子领域里，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可是，邓稼先在几台计算器加算盘的条件下，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向原子王国的新路。

　　一百五十多年中，有西化的失误，闹过一些“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之类生搬硬套的笑话，然而也有化西的成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文学艺术中，都有令西方人惊异的成果。在世纪交替之际，算笔总帐：成功大于失误。我们应该增强化西的信心，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原载1994年11月16日《宣传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