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同志在写作回忆录。传述革命传统，阐发优良作风，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五月间，我曾写了一篇题名《后事之师》的短文，说了这样一种意见，：老同志的回忆录，作为留给后一代的礼物，应当是既报喜，亦报忧；既要传授成功的经验，也不要回避失误的一面。成功的经验教人知道应当怎样做，失误的教训教人知道不应当怎样做，两者相辅相成。特别是那种失误的教训，是付出了惨重的“学费”才学到手的，难道不应该好好地传下来作为“后事之师”吗？

　　前天又读到《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一件周总理的轶事，也发挥了上面说的那种意思。很值得介绍给今天正在写回忆录的老同志。

　　据说，六十年代的某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约见了几位电影演员。谈到读书问题，有人恳求周总理给大写一本书。周总理回答说：

　　如果我写，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这可不是卢骚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听了总理的这个回答，大家都激动万分。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要写一本有关他的错误教训的书。

　　但是今天想来，周总理说的这个写作方针是多少光明磊落，又是多么实事求是啊。一个人犯过的失误是客观存在的，充分地利用失误的教训以避免再犯，恰恰是比正面的经验更为有效的胜利因素。我以为周总理这一节话，正好赠给一些老同志作为写作回忆录的座右铭。

　　有的同志写的回忆录，一写到“过五关斩六将”就眉飞色舞，得意非常，却回避了关云长也有“走麦城”的失误。这种回忆录是不够全面的，还不能算是信史吧。

　　（原载1985年8月3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