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上海曾经流行一种话剧，大家叫它做“文明戏”。“文明戏”里有种专演正派人物的角色，他的擅长是发议论，上得台来，满口“官话”，总是长长的一大篇。有时候是“声色俱厉”，有时候是“声泪俱下”，虽然内容空泛，却的确搬出许多大道理，做到了慷慨陈词的地步。这种角色，也象京戏里的“长靠”、“短打”、“闺门旦”、“刀马旦”一样，在老生行中有一个因此而获得的专称，叫做：“言论老生”。

　　他的拿手戏就是空口说白话：发议论。

　　现在，“文明戏”早已绝迹，“言论老生”却还有些残留在我们的生活里。自然，这指的并不是报馆主笔，讲坛教授，以“言论”为职业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非难，问题还在于他的“言论”的内容，这是是否成为“老生”的关键。所谓“言论老生”也者，他的肚里至少有两部书：一部“道德经”，一部“汉文典”，并非老子或者什么人的专著，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但又的确通过了他先生主观的自己的大作。在“言论老生”看来，这两部书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衡人论文的标准，因此，没有机会开口则已，一开口，他总在引“经”据“典”。

　　碰到要对人事说几句话了，他就带着他的“道德经”。青年们有自己的爱好和理想，在业余专心研究，他不是从政治上进行帮助，却翻了一下“道德经”，说道：“这是个人主义！”教员们要求克服忙乱现象，不要太多地占去他们晚上的时间，他不是从工作上着手改进，却翻了一下“道德经”，说道：“这是家庭观念！”看见有人在钻业务，谈爱情，他不是从具体对象、具体问题来深入研究这个现象，因为他的“道德经”里有这样的一条：“一切业务和爱情都是脱离政治的！”

　　碰到要对文章发表意见了，他就带着他的“汉文典”。看到一篇描写战士思想生活的小说，他不去研究经过和发展，不问小说的整个倾向，却翻了一下“汉文典”，说道：“难道我们的战士思想竟是这样复杂，而不是明朗单纯的吗？”看到一篇刻划工业生产的短篇，不去研究党和生产的关系，不从具体描写中去分析党的作用，却翻了一下“汉文典”，说道：“没有写到上级领导，为什么没有部长一级的干部出现呢？”有时候看到的是一段速写，一首小诗，他的“汉文典”里则又堂皇地写着：“没有反映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

　　生活是复杂的，如果在他的“道德经”和“汉文典”里找不到答案呢？这里也有一条：凡无“经”“典”可以援引的，一律要不得！这叫做：没有“理论”根据。

　　作为“言论老生”的特征，他所发表的总是无法反驳、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就只是一点：不联系实际。但不联系实际又有什么关系呀！他谈的本来就不是实际而是“言论”，对“言论”要求实际，不也就是脱离实际——他的“言论”的实际了吗？说来说去，我们的“言论老生”最后还是一个“胜利者”！

　　这就是当初“文明戏”为什么要重金礼聘“言论老生”的缘故。

　　不幸的是：人们心里明白自己是看戏，一回到生活，却早把他的“言论”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生活总是具体而实际的。在高超的“言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一到实际生活里就碰得粉碎，这是对一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教训，也不能不是“言论老生”的悲哀。

　　1956年9月13日

　　（选自唐弢：《繁絃集》，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