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臭名昭著的贪官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当市委书记时，硬是向GDP里注水，结果得到了副省长的官位。

　　据文章揭露，“九五”计划期间，在阜阳任职的王怀忠主观地将当地的GDP增长速度定为每年22％，结果实际上是4.7％。1997年阜阳上报的数字是400亿元，居安徽第一名，其实，到2002年，阜阳的GDP才只有209亿元。而1999年，王怀忠被提升为副省长。因为，王怀忠很清楚，注水的GDP是会起作用的，GDP就是政绩，而政绩就会使一个干部取得“个人预期效应”。那么，阜阳的其他干部是否不问不闻呢？据说，当年有关部门提议的“九五”期间的增长速度是13％，但在王怀忠的重压下只能节节退让，从13％到15％，再到18％，直到22％。要不是具体部门的忍无可忍的抵制，王怀忠的膨胀的“心理价位”是每年增长28％。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是一个内心阴暗的贪官为了自己的升官而向GDP注水、掺水的所为，可怕的是，相当一批干部，他们可能还是较好的同志，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惜向GDP注水。比如，广东省公布的1999年全省的GDP是8460亿元，而下面21个统计单位上报的GDP之和为9503亿元，省里缩水了15％。又如黑龙江省2001年公布的全省GDP数字是3561亿元，而省辖14个统计单位上报的GDP数字之和是4112亿元，省里不得不缩水13％多。这种注水的行为不仅发生于地市一级，甚至省、市、自治区一级也有此种毛病。2003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全国的GDP数字比各省、市、自治区报上的数字总和，少了15000亿元，几乎相当于当年北京市GDP的5倍。

　　如今，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我们跳出GDP情结，不能将“发展是硬道理”，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再演变为“GDP增长是硬道理”，再出现“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说，GDP作为衡量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要重视它的增长变化。但是GDP不是唯一的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而且，GDP也是有其的局限性。它需要有其他的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科技教育文化指标、环境指标结合，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家、地区的进步情况。就GDP而言，有时也难以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比如，某一地方政府认为，这排树种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不合适，将它们挖走迁移，这就增加了GDP，再从其他地方挖另外品种的树，又增加了GDP，再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载树，又一次增加了GDP。

　　向GDP注水，说明了我们一些干部的价值趋向上发生偏差，他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滋生了弄虚作假不良风气，对此，我们应该敲响警钟，不能让“数字干部”官运亨通，尤其要堵住王怀忠一类的别有用心人的官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