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那个曾经令举国老百姓悲痛万分的日子----1月8日了，29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在这一天逝世的。当伟大的祖国无比强大之际，当我们的党正在加强执政能力、不断清除腐败肌体之际，我们分外怀念这位毕生清廉、高洁、不谋私利、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楷摸、千古完人。
　　
    周恩来为革命奋斗、建党建国建军的功绩，人们早就熟悉了，这一点，国内外己有定评。作为一位几乎是古今中外政治家的楷模，周恩来在人格上是千古完人，在职务上是千古“贤相”，在建国治国过程中立下的是千古奇功。即以其担任的总理职务（在封建王朝中相当于丞相）而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位宰相可以与他相比的，纵观姜尚、管仲、萧何、诸葛亮、王猛、魏征、李泌、赵普等这些名相，无论是人格上或功绩上，都不能与周恩来比。如其中拔尖的诸葛亮、萧何而言，他们虽也清廉，但仍留下了一定的财产。诸葛亮在给李严书中承认“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在给汉后主刘禅的表中称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而萧何则不但因功封侯立国，还曾为保护自己而作出了“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 的扰民之举，并最后为子孙计，“置田宅必居穷处” 。在完全彻底忠于职守上，历史上的贤相没有人能与周恩来相 比拟的。
　　
    但是，近年耒在少数人的言谈中，在某些互联网上，时而有人在评价周恩来的功过是非时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其内容大都集中在“文革”期间周恩来的言行上，似乎现在应该根据这些东西来重新评价他。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也是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不能接受的。
　　
    不错，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也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按现在的是非标准，毫无疑问是应予否定的。但是，我们来一个换位思考：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不拥护毛泽东主席搞“文革”，行吗？中国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看后果就很难估计。实际上，周恩来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维护人民的利益作出了无与伦此的独特贡献。
　　
    关于“文革”的起因，毛泽东实际从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就萌发了，至1964年冬开始的四清运动，由于他与刘少奇在治党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恶化，他已决定一定要把刘少奇打倒，而手段和方式就是“文革” 式。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共党内，只要毛泽东决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做下去的，而且一定能达到目的。以周恩来之聪明才智，岂不知“文革”那样搞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但是，作为中共党内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还是公开地拥护了毛泽东的决定，并且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因为他深知，如果不这样做，党就会有分裂的危险，所以，即使他明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是错的，他也只能违心地顺从毛泽东。试想，如果他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抵制或反对，那可能就会出现以下两个结果：一是周恩来也会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这样，中共最高层就会出现让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掌控大权的局面，连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难保。当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就会掌控国家命运。二是如果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家公开反对抵制毛泽东搞“文革”，很可能闹到两边水火不容，甚至发生内战的局面，这对中国就真正危险了。事实上，“文革”初毛泽东已是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对付反对“文革”的人的，林彪在1966年5月的那篇“政变经”的讲话中就透露出，毛泽东几个月来都在做进行文的方面和武的方面解决的“文章” 。林彪的这句话绝不是信口开河，假如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决定》在中央通不过，肯定会发生非常大的事变，而受害者除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外，还会加上周恩来。假如“文革”初周恩来就被迫离开总理的位置，那么，“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必然崩溃，各级政府机构将完全瘫瘓，国家必将陷入动乱和分裂。因此，一贯以党的最高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国家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周恩来，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冒个人名节受损的风险，拥护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在尽量减少负面损失的前提下，求得最理想的结果。应该说，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没有不计个人在历史上的某些得失的人，是绝对无法忍受如此大的内心煎熬来做到这一点的。
　　
    从“文革”的历史经验看，正是周恩来的这种忍辱负重精神，他不仅为国家保住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此减少了“文革” 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保住了一大批老干部，所以，在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上，才会有一批老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没能让“四人帮”横行无忌，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条件。在许多时候，周恩来的一些看似拥护和肯定“文革”的言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那些公开抵制“文革”的老干部，如他批评外交部九十九位大使联名写大字报的做法，就没让“四人帮” 有机会插手来整这些同志，在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中，他拍桌子批评谭震林等同志，实际上就减轻了事件的性质，将老同志反对“文革”错误做法化解成为一次发牢骚，从而为后来毛泽东承认“二月逆流”搞错并为平反减轻了阻力，使林彪江青始终没能找到把这次事件往死里整的借口。
　　

    事实上，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在党内处于绝对的权威之下，周恩来要是公开纠正“文革”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上林、江两个阴谋集团的挑拨、发难和牵制，他想尽量减少损失、尽量保护老干部和群众、尽量维持安定团结、尽量维持和发展经济，其独立見解并付诸实施的空间是很小的，只能“打擦边球”和“驶顺风船”。即使这样，他对别人设置的一些陷阱也只能往里跳，无法躲得开，例如让他参与刘少奇、贺龙专案组等的“领导”工作，就是对他施加的无形压力，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些迫害老革命家的专案组工作大权，都操纵在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周恩来虽然也有资格写批示，但最后决定权并不在他手中。而且，他自己也必须特别小心，江青等人在“文革”初就借所谓“伍豪事件”想把周恩来往最坏处整，在他清楚地说明这一事件是敌人陷害、造谣、并在延安整风时期即已弄清的情况下，那些真正的黑材仍被“阅存” 而未得到销毁，这成为他“文革”中的一桩心病，一直提防着江青集团害他。另一方面，晚年的毛泽东是决不允许别人反对他的，就是在“文革”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江青，毛泽东也写信警告她要“小心” 、“不要反对我” 。周恩来对毛泽东是非常忠诚敬仰的，无论是从立党为公的高度，还是他个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他都不会采取与毛泽东对立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对此，历史和后人都不必苛求他。
　　
    而我们看到，由于周恩来采取独特的忍辱负重的方式来处理“文革”中的问题，在刘少奇等大批革命家被打倒、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保持了全党的统一和团结，国家保持了稳定巩固，工农业生产还能够发展，12亿人的吃饭没有成为问题，军队也没有乱，保持了钢铁长城、无坚不摧的气势，外交上也取得巨大突破，乒乓外交成为佳话，人民的根本利益保住了，而且还在“九. 一三”事件后迎来了一次解放原先被打倒的老干部的高潮，邓小平就是在那时被重新启用的。有人说，由于周恩来在“文革”初的一些言行影响了一些老百姓，例如青年大学生对“文革”的盲从态度，便认为是引出了消极的后果，这种情况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比起周恩来因此能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最高最大的全局利益，这消极的后果所带来的牺牲实在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我以为，后人在研究周恩来的晚年历史并进行评价时，不应该着眼于他说了什么或当时违心地做了什么，而应该换位思考，即当时假如他不这么说、不这么做，党和国家、军队的命运便会怎样？在十年“文革”中，他自己作出了最大牺牲，但却为党和人民、为国家取得了最好的结果，还维护了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使两个伟人的亲密合作画上了圆滿的句号，他自己也保持了晚节。周恩来作为千古完人、千古楷模是应该得到公认的，这一历史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
    （作者为作家、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