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杜绝考场作弊，教育部决定，今年高考，考生须签“诚信协议”，此举引发诸多争议。然而，我却认为，诚信协议体现了考试理念的变革，表明考试理念已从过去的强化监考逐渐向注重学生诚信力方向转变。
　　
　　考试舞弊由来已久。旧时的科场，舞弊成风，那些个“状元郎”“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要不是用蝇头小楷抄的夹带条或夹带衣上密密麻麻的八股文帮忙，那就只好交白卷了。
　　
　　现行教育制度下的“舞弊”也越来越“先进”了，以前的偷看别人试卷、夹带资料、传递答题卡、交头接耳之类的原始手段，早已淘汰，作弊工具也从早几年的中文传呼机，到后来有中文显示、带耳机的手机，无形的空中电波形式入侵校园的手机短信，具备无线通话功能、在离手机10米范围甚至更远范围内接听电话的“蓝牙”无线耳机。校园之内，真可谓“机”声一片。
　　
　　我女儿也属“拇指”一族，但她的“拇指”不屑于“临场发挥”，一次考试结束，她对我大叫不公平，说是“辛苦备考，不如发短信来得轻松”。此话怎讲？原来，一个班级的同学中居然有不少人在“舞弊”，这次区统考，只见“拇指”们的短信从此校发往彼校，彼校的同学接收后，拇指一弹，集“群”而“发”，考试结束，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左手拿手机，右手拿文曲星”已然成为考场一景。
　　
　　中国有句古话，叫“学而优则仕”。就是说，读书好了，就可以做官。的确，自从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无数文人学子一“卷”定终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雁塔题名之际，封官受禄，光宗耀祖。正是这种思想作祟，一些学子儒生为猎功名，科场舞弊，斯文扫地。这种流弊蔓延至今，便有了“高科技”的作弊手段，在去年查处的400多名成人高考作弊生中，有300多人是通过手机短信作弊的。去年高考，陕西省南郑中学考点发生一起有组织利用手机短信发送答案的师生集体舞弊案，涉案师生竟达67人。
　　
　　高考历来是圣洁的，尽管这圣洁多少带点残酷意味。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只要高校还没有百分之百地敞开大门，只要竞争选拔的方式依然存在，就必须维护它的不可侵犯性。考场舞弊不仅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使人对教育和考试制度产生失望，这种风气一旦侵入社会肌体，破坏的是考试制度，污染的是学风和社会风气。
　　
　　让学生签诚信协议，注重发挥学生诚信作用，其意义远远大于协议本身，它是一次自律精神的培养，一次心灵的净化，考生签下协议的那一刻，就会感到诚实守信的崇高，这种神圣感必将激励考生在考场上监督自己，主动拒绝舞弊行为。
　　
　　当然，诚信精神的培养光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得具有法制效力。美国不少大学引入了“诚信誓言”，要求学生一进校就必须签署“诚信誓言”，做出不剽窃、不舞弊、不把互联网上资料化为己有。学生一旦签署“誓言”，又不“遵守”，必得为之付出代价。中国的明清律例，对科举舞弊行为也都有处罚规定。当年鲁迅的祖父就因为一起科场案锒铛入狱，导致周家的彻底败落。自然，处理作弊者我们没必要像过去那样残酷，但没有严法峻律支撑，“诚信协议”岂非徒具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