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将"灰色收入"漂"白"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江曾培   　 2004年12月8日 9:37 　　 　　有统计说，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它不但表现在不同行业人员的收入上，即使同是国家公务员，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按照规定，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标准，其差异也有，只存在于职务高低的不同。此外，因为不同地区消费水平有高低，沿海地区较内陆边疆地区的标准略高些，但差别很小。这种制度内的差别，是正常的，这方面与过去相比，并没有扩大，相反是在缩小。1955年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最高的为最低的31倍，而现在只有6倍。如今同一地区同一级别公务员，本应有相似的收入，而所以往往有很悬殊的差异，则是由于制度外的“灰色收入”不同形成的。“灰色收入”形形色色，名目繁多，有的是单位以津贴、补助名义发放的，有的则是个人“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的。一些单位与个人在这方面足动脑筋，以权谋私，大打擦边球，不断扩大“灰色收入”，以至有些人的“灰色收入”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高于其工资的“白色收入”。所以，有些官员工资收入看来不高，但实际生活水平却可以豪华奢侈得惊人。他们“工资基本不动”，一切开支不但可以以“工作”的名义向公家报销，而且可以变换各种名义将国家钱财变为自已的“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在官场上是古已有之。拿清朝来说，官员的薪俸是不高的，一品总督的年俸不过180两白银，五品知州的年俸为80两，七品知县的年俸则只有四五十两。以当时的物价计，一个人每月的开支一般需要1两银子，因而一个县处级官员，也就只能养活3个半人。可那时的官员多是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除了贪赃枉法的“黑色收入”外，多的就是那种虽非正大光明，但也得到当时官场默认的各种“灰色收入”。就州县官员来讲，主要靠征收钱粮时额外加钱加粮进行盘剥。当时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指的是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一部分作为火耗。清廷并未对这种火耗比例作出明确规定，州县官员就自定比例，有的征收3%，已经够多了，但有的竟高达10%，这笔不小的火耗收入，除了极少部分用于冲抵实际的损耗外，大部分都落入了官员私囊。此外，逢年过节，婚丧喜庆，收受各种“孝敬”与“红包”，也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历史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如果官员不“清”，再加以贪赃枉法，那就更不知有多少“雪花银”进账了。对官场这种腐败陋规，清廷并非不知道，但无法也无意改变，因为封建官场先天就决定它是无法“清”的。倘若“清”了，也就不是封建官场了。是故清圣祖康熙睁一眼闭一眼地表示：“清官并非一毫不取，收取一分（百分之一）火耗的，就算是清官。” 　   　然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官场来说，则是一定要“清”的。今天的官员，遵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讲究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与封建官僚追求升官发财，为反动统治服务，有着本质的不同。每个公务员时时刻刻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决不可以权谋私，对非分之财要真正做到“一毫不取”。不过，旧时代的传统与影响并非一下子就能消除，加之现在的社会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许多法规不健全甚至还未来得及建立，以至“阴魂不散”，各种“灰色收入”仍大行其道。当年的“耗羡”或火耗，在相当程度上，犹如现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一些掌握审批权和罚没权的政府机构，利用这些权力乱捞好处以自肥，以至这些机构被人称为“油水衙门”，内中官员的收入自然就要高于那些被看作是“清水衙门”里的官员了。“红包”与“孝敬”，更是长盛不衰，花样越来越多，一年365天，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孝敬”，都有人找着借口送“红包”。衡阳市有一个局长，为了能升官，一年内就向上级“孝敬”了几十万元。海南省一个副厅长因受贿20万元被判刑10年，但他还有357万人民币和9万多美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中许多就是由“红包”来的。由此可见，“耗羡”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与打着“人情”幌子的“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虽然黑白相间，不完全等同于贪赃枉法的“黑色收入”，但它的“白”是为了掩护“黑”，底色是属于“黑”的。这些“收入”都是靠权力谋得的不义之财，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寻租。党与政府要求我们的官员清廉自守，在打击“黑色收入”的同时，也积极地治理“灰色收入”，对收受“红包”以及乱收费之类的不正之风，一直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坚持这一斗争。 　   　在“灰色收入”中，还有一点“于今犹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职务消费”。官员在公务活动中，为了工作要有一些花费，如用车、通讯、应酬、考察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样的公款消费要真正是为了公务需要，不可过度过滥，而现在一些单位一些人把职务消费变成个人消费，把公家钱财以“职务消费”之名变成个人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别的不说，单看公车消费，内中就有巨大的黑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乘坐专用小汽车，其他干部只能根据工作需要，与其他人共同使用单位公务用车。后来，用车范围不断扩大，现在连不少乡镇干部也有了专用坐骑。实际上，这样的扩大专车使用范围，并无权威性规定，许多情况是一些权力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潜规则”。这么多的专用公车，按照有关数据，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其余三分之二则为官员和司机所私用。这样，每年4000多亿的公车消费，大部分是在灰色的“公车私用”中流失了。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关于公车改革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现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公车改革已经起步。这是好的。但如何改革，也大有讲究。一些地方的改革做法，是在一定干部范围内取消专用公车，改发“车贴”，按干部职级高低给予不同的数额，多的每月可拿到数千元，高于本人的基本工资。这引起了群众的置疑：“每天一百多元的车费，是不是每天都要跑长途？” 　    　显然，这个“车贴”名义上是支付公务需要的车费，实际上是部分或大部分转化为个人收入。这样，原来灰色的“公车私用”，公然改成了“公款私用”，反而将“私用”漂“白”了，获得了合法的“白色”身份。这样的车改，尽管如改革者所说，减少了公车用费的总额，但它非但没有消除“潜规则”中的“灰色”成份，反而将“灰色”东西合法化，这是不可取的。要知道，现在每年4000多亿的公车消费，与实际需要比较起来，内中的水分太多太多了。成功的改革，是要既保证官员的公务用车需要 又要彻底挤掉原有的水分。稍稍挤掉一些水分，作为改革成果宣扬，然后在其掩饰下将留下的更多水分化为官员个人的收入，这样损公利私的做法，有违改革的本意，也与反腐败精神南辕北辙。官员职务用车乃至应酬、通讯、考察等公费使用办法的改革，其费用的标准，都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切不可大手大脚，将官员原本在这些方面的“灰色收入”借此一一洗“白”，成为名正言顺的合法收入。如此则会进一步扩大不同人群间的不正常的收入差距，引发群众更多的非议，这样的改革似乎滑向了歧路，难于说是成功的。   (作者是上海出版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