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假期间，有两条新闻最吸引人们眼球。一条是第十六届中美经济联委会在华盛顿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全文刊10月2日全国各主要报纸），中方重申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领域的自由化和开放，承诺推进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改革。另一条是中国与西方七国集团举行第一次财长央行行长间非正式对话，就全球经济重大问题，其中也包括中国汇率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在庄严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会议场合，中国财政金融高官如此明确地表示要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这还是第一次。大家记得，一年以前，美国财长斯诺来华访问，被外界称为“汇率之行”。当时，日本、欧盟和美国的官员相继呼吁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币值，以重建世界贸易平衡。而对这种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全面权衡了汇率变化的利弊，决定汇率不变的政策，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一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次我国政府却明确承诺，要推进更有弹性（相近于浮动）的汇率体制呢？我以为，这是形势使然。我国汇率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再不能长期以不变应万变了。
　　
　　首先要看到，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主要原因是在于我国汇率体制的不完善。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汇率形成机制难以真实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需求减弱，吸引大量国外资金进入，而人民币利率又相对较高，促使中国在外资金的回流，因此加剧了汇率升值的趋势。由于人民币尚未成为可兑换货币，抑制了外汇需求的增长，加剧了外汇市场供大于求，必然拉动人民币汇率走高。况且，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使外汇储备增长达到了峰值，这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此可见。简单地把人民币升值归结于国际压力，甚至认为是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打“政治牌”的结果，这显然是偏颇之见。
　　
　　其次，如今人民币币值问题，并非处于“时不利兮骓不逝”的衰落处境。相反，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币已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人民币一定限度的升值，不一定就会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由于单位商品结汇额的增加，出口贸易的绝对额也有可能增加。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走高，减少了他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倾销”的申诉理由，以此改善贸易环境，也可大大节约贸易争端的应诉成本，并有可能遏制出口下降的趋势。因此，把人民币一定程度的浮动升值，看作“后患无穷”，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未免夸大其词，是片面的。何况，人民币汇率升值后，老百姓可以购买更多海外的产品，改善生活；企业可以进口更多的原材料、零部件及技术设备，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也有好处。
　　
　　再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深化，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以缓解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带来的实际升值压力。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开和人民币逐步走向市场化，应当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在以经常性项目为主同时，兼顾资本流动等因素。同时，有必要推进人民币结售汇体制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调节机制，简化进口用汇审批内容和程序，最终实现自由结售汇。必须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汇率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并将人民币汇率调控目标从盯住美元转为美元、日元和欧元三种货币，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还必须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提高经常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增加居民和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支出使用额度，适当放开受限制的项目，包括资本项下的适当可兑换。
　　
　　总而言之，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深化，天下事没有不变之理。人民币汇率目前保持不变，并非永远不变。通过深化改革，探索科学、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进而建立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与WTO规则相适应的人民币与各种外币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作者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东方网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