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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收受贿赂后用于济贫，仍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人认为余斌的受贿行为和济贫行为功过相抵，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应以犯罪论处。余斌本人也深感委屈，上诉被驳回后，表示还要继续申诉。但笔者认为，余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是没有问题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余斌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余斌自己也承认私自收受了他人财物，他构成受贿罪没有问题。

　　第二，受贿款的使用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在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中，并未涉及受贿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的问题，因而，不论行为人将受贿款用在何处，都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不只是受贿罪，凡是财产性犯罪，对赃款的使用去向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名盗窃犯盗窃之后将财物全部分发给贫民窟的穷人，照样受到了盗窃罪的惩罚。两年前我国有一名高中生，用盗窃的钱财资助班上的一名困难同学，也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第三，有人认为，余斌受贿之后，将受贿款用于济贫，没有非法占有受贿款，因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出现这种见解是因为不了解受贿罪的特点的缘故。我们知道，受贿罪的特点在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当他私下收受他人财物的时候，就有了非法占有的目的，收受之后，没有交公，私自收藏，就等于非法占有了。非法占有之后，再拿出来用于扶贫，并不能改变已经非法占有的性质。假如他一开始就以“扶贫基金”的名义将受贿款存放，并告知组织或单位，并建立详细的收入与支出账目，那就可以认为他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四，济贫之“功”不能抵消受贿之罪。济贫即帮助穷人，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拿着别人的钱去济贫，是不是好事，则另当别论。如果甲拿了乙的钱去帮助丙，丙自然会说甲是在做好事，乙却决不会说甲是做好事。因为甲的行为在帮助丙的同时损害了乙的利益。同样道理，余斌受贿之后用于济贫，虽然对贫民有利，但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第五，平日好的工作表现也不能抵消受贿罪。据当地干部群众反映，余斌坦诚、直率，工作敬业，加之动用十几万元受贿款济贫，在当地群众中颇受好评。不少人也正是从这点出发，认为余斌是个好干部，不应以犯罪论处。但必须强调的是，平日的工作表现再好，都是应该的，受贿却是不应该的。

　　第六，有人认为，当今收受贿赂的现象相当普遍，与那些收受贿赂后一分钱也不用于济贫的人相比，余斌算是表现好的了，对那些受贿后不济贫的人不治罪，反而对济贫的余斌治罪，是不公平的。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那些受贿后不济贫的人没有被治罪，是因为他的受贿行为尚未暴露出来，决不是因为他受贿后不济贫就不治罪。余斌的行为被治罪，也不是因为他济了贫，而是因为他受了贿。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廉洁奉公，拒收贿赂，才是应有本色。

　　第七，从惩治腐败的角度看，不能对余斌以无罪论处。如果因为余斌用受贿款济贫，就对其受贿行为不治罪，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扶贫为名收受贿赂了。收受了数百万、上千万，仅仅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用于扶贫，而自己却说都用于扶贫了，到底还治不治罪呢？或者当查出受贿行为之后，他或他的家人现去收买些人出来作证，说扶贫用了多少多少钱，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综上所述，对余斌的受贿济贫行为不能以无罪论处。当然，考虑到他确有济贫的表现，可以适当地从轻处罚。注意，只能是适当的从轻，不能从轻太多，更不能减轻。若从轻太多，就等于是对受贿济贫的另一种肯定或鼓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对余斌判三缓五，过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