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看到这些充斥着滥美之辞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就异常激动，这是犯了“革命的幼稚病”。

　　《时代》周刊又出了一期关于中国的大篇幅封面报道，作为这本美国新闻杂志在中国的一个坚持自费订阅的“忠实”读者，我得承认，其实我等待这样的封面报道已经很久——哪个读者不希望看到与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报道？

　　但在如今“日渐崛起”中的中国，在外文杂志中发现“China”的字眼已经极不稀罕。短短一个月内，在《时代》的“中国的新革命”之前，已有《Newsweek》的“中国世纪”；而在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以“中国挑战”为题做了一期封面报道；连家居建筑设计杂志《Wallpaper》也在早前推出一期关于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生活的报道；至于德文的《明镜》周刊，老早就按捺不住地把上海吹为“未来之城”；与此同时，姚明以“中国的长城”的符号意义每每矗立于报道中、章子怡则成了“中国送给好莱坞的礼物”在众多外文媒体中每每“投怀送抱”；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在5月22日以中文标题的形式刊出的《世界之都：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文，已算是客观，在近期这些报道中亦显得最为贴近他们(美国读者)的诉求，而不是办给中国人看。

　　这些刊物都是我们眼界中的一流纸媒，但他们都把视线聚焦于中国，试图把中国捧为“超级大国”的时候——该提神的是，他们只不过是只披着华丽外衣的“纸老虎”而已，仗着自己在西方的话语权，争先恐后地为他们的商人定义陌生的中国，做铺路搭桥之工作以继续维系他们的广告主眼球——在他们的立场，在此时不提中国就不是主流刊物。而仅仅通过一个封面报道或一些煞有介事的报道，这些“纸老虎”便获得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口耳相传的传媒品牌宣传效应，这算是暗渡陈仓之计。

　　看到外刊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作滥美之词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就异常兴奋不已，这是犯了“革命的幼稚病”——做媒体的人都知道，赞扬他人是最好做的报道工作，不管多胡乱，只要是赞美，无论是多严酷的被报道者，都会礼貌性地“很在意你的报道”，礼貌性地表达赞赏之情。

　　《时代》的这个“LV衣炮弹”来得是时候，其含沙射影之意更值得正在“中国世纪论”热潮中的国人反思——联想起钱穆先生当年在对东西方文化作比较时，认为对于西方，“中国人所羡者，实乃西方科学应用之效果，非西方科学精神发明之源头也。近百年来之中国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时代》这个封面其实是在揭示国人这些年来追逐的财富或者生活方式，只不过是路易威登表皮的图纹符号而已。

　　翻过此层意味，《时代》的这个报道实际上蕴涵其后是一声冷笑。难怪，钱穆先生老早就叹道：“非驴非马，不中不西，辗转反复，病痛百出。”

　　最会“意淫中国”的并非《时代》，而是其兄弟刊《财富》。在今年的“北京《财富》论坛”之后，其中文版推出了一个足以让中国读者忘乎所以地手淫的封面，标题有一句“中国的身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庞大、更活跃”。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身影离1300年前的盛唐时期微小得多。只要我们清醒点来看，这句话只不过是这本杂志的《财富》论坛回馈报道以及为了一个月内这本杂志的自我销售，实在当不得真。

　　“傲慢自大非常危险。古代中国曾认为无须向外国学习任何东西，这是衰败的开始。”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从开封的盛衰历史得出的前车之鉴。“China”，可以作为他们的共同想象，但“中国”绝对应该对自己的现实和位置有清醒的认知。

　　对于中国话题，外文时尚类杂志做得也不少，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尚处于“政治热时尚冷”的阶段，境况大致和“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时装业、设计界的地位相符合。

　　《i-D》算是比较切实工作的，在他们年初的《250Hard Party》一期中，这本伦敦杂志找了北京“80后”年轻作家春树——她在回答这本先锋文化杂志的提问时说：“我喜欢喝百事可乐和酷儿。”答得干脆，我自有我选择，让一切纸老虎自己意淫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