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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缉毒战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公安局长问政府部门的一位领导：你觉得中国是残疾人多呢？还是吸毒人员多？
那位领导脱口而答：当然是吸毒人员多。
全国登记在册的残疾人员是6000万。
也许那位领导对残疾人的数目不甚清楚，但他的潜意识里，中国的吸毒人员数目肯定是多到了一定程度。在查阅
中国毒情现状资料时，我很不愿看到以下一组数据：
1989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员8万；
1995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2万，分布在全国的1600个县（市、区）；
1999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是68万；
2000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86万；
2002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00万，分布在全国2148个县（市、区）；全国报告的4万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人员约占三分之二；
2003年，全国统计在册的吸毒人数已然增至105万,其中，青少年占74％，吸毒致死2．5万人。
以每个吸毒者每天吸食0．3克海洛因计算，经全国登记在册的海洛因滥用者每年至少消耗270亿元人民币。
据统计，男性吸毒人员80％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女性吸毒人员80％从事卖淫活动。
一些地区的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中，有60％~80％是吸毒人员所为。
据卫生部测算，全国约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在检测确认的8万多感染者中，有63．7％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警告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2010年，中国全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超过1000万，将成为国家灾难。
两条毒蛇游荡在中国大地，那个场面可想而知！我们的国家，短短的十几年间，一下子激增这么多特殊的废人，而非财富！我们本就负重前行的祖国，如何能承载如此的重负？危机感顿时迫在眼前。毒品已然离我们不远。于是，我来到了祖国的西部,感受到了毒魔对生命的戕害以及人们为了禁毒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镜头一：小男孩三年没说话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缉毒大队队长赵文和是个黑壮大汉，粗嗓门，今年48岁，是2001年竞争上岗就职的。我进门时，他刚刚小睡了一会儿，揉着眼说：为了破这个3000克的案子，十几天没好好睡了。难受。他倒杯茶，让自己醒醒神，然后介绍说，从今年元月份至今，已经破获19起毒品案件，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收缴4005克海洛因，还收戒了97名吸毒人员。我问：哪个地方贩毒的人多？
他回答说：韦州镇和下马关镇。
我问：收戒的吸毒人员中，哪个地方的人多？
他熟悉地回答：同心县城、韦州镇和下马关镇。
我对孙副处长说：那咱们去韦州镇和下马关镇吧。
然后我又悄悄问：听说同心县有个寡妇村，在哪里啊？那个村的男人因为贩毒大都被枪毙了，是吗？
孙副处长说：你说对了一半。是这样的，下马关镇的西沟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其中涉毒的近100人，因贩毒被枪毙的有9人。另一半男人去哪里了呢？到广东做生意去了。下马关镇人有做生意的传统，这方面的意识很超前，基本上是什么来钱挣什么。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地方的男人们跑到广州，弄回一大堆电子手表，整个西沟村因此都发了。这些年，知道贩毒挣钱，他们就冒险干这个。可怕的是，他们不把贩毒当成是犯罪，认为那是做生意。逮着了，就发一笔，就算自己被枪毙了，也给家人留下了房子和财产，这种心理害了许多家庭。
中午吃过饭，我们直接驱车前往距离同心县城两个小时路程的下马关镇。该镇的派出所所长叫杨建新，回族，今年45岁，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优秀人民警察。如果以审美的眼光打分，杨建新可是个百分百的美男子。跟他相处之后，我又觉得他的魅力主要在与人相处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很强的亲和力。比如我们在村中走动时，常常会有老百姓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对老百姓所表现出的态度也是礼节周全，真诚，得体。他对下马关镇老百姓熟悉的程度令我刮目相看。他自己介绍说，他到下马关镇派出所来的时间并不长，过去一直在看守所工作。我想，如果当地的警察都像他那样尽职尽责，如果他早些年到下马关镇派出所工作，可能这里的毒情会减弱些？
我问杨所长：下马关镇是吸毒的多，还是贩毒的多？
他回答说：我们这儿总共2万多人，其中吸毒的116人，贩毒的274人。相比较而言，贩毒多于吸毒的。
我点点头，又问：因贩毒枪毙了多少呢？
他神色沉重地说：49人。都说下马关镇的人贩毒赚钱了，可是，毒品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全是灾难。这就是赚钱的代价。我让杨所长带着我到西沟村转转，他会意地说：那个村又叫寡妇村。我们来到西沟村村头西南拐角处，这里有一处破旧孤零的土坯房，这处房子与整个村庄似乎脱节了，房子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土堆。房前那棵并不高大茂密的枣树也显得很孤单。杨所长说：这家的女主人马某，1962年生人，因以贩养吸，被判三年，已经关进去2年半了；男主人顾某，因吸毒被劳教三年。这对夫妇生了五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5岁，4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不到10岁，已经给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做饭做了三年，很可怜。我问：那么他们平时吃什么？杨所长说：政府给他们分些大米。我们走到顾某家门口，杨所长喊了一声，就见一个面色忧郁、很瘦的小女孩走了出来。
杨所长温和地弯腰问道：家里的人呢？
小女孩说：哥哥出去放羊了。
杨所长问：为什么不去上学？
小女孩痛苦地摇摇头说：没有钱。
杨所长摸摸她的头发说：我不是说我供你读书吗？我不是给你交了学费吗？小女孩显然要哭了，她重复一句：没有钱。弟弟没人带。
我在一旁问道：你弟弟呢？
小女孩回答说：弟弟在屋里。
我轻声问：能不能叫弟弟出来一下？
小女孩摇头道：弟弟怕见生人，他怕羞。我不理解她这句话的含义，就说，那我进去看看他行吗？说着，我进了顾某的家。这是一个三间的屋，冲着门的那间，除了一张破旧桌子和几张小凳子，以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着照片的镜框，其它什么都没有。右边房间里，有两张睡觉的床，床上连床单也没有；左间屋也有两张窄窄的小床，床上倒是铺着床单，可是又破又旧又脏。杨所长见我看相片，就指着一张结婚照说，这个眉清目秀的男人就是男主人，那个是他媳妇。从照片上看，两人年轻时还是很健康很恩爱的。孩子们的照片不多，但也有几张横七竖八地压在镜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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