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司法体系，建立于50多年前，20多年前曾经历过一次重大变革。而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司法改革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

　　近些年，学界已积累形成了很多合理、可行的设想，司法改革的时机已然成熟

　　佘祥林冤案发生于司法部门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之际。当年的孙志刚案件，引起最高层关注，导致了民怨极大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那么，佘祥林冤案能否为司法

程序、司法制度改革增加一股推动力量？

　　佘祥林冤案展示了从公安到法院审结整个司法流程中几乎所有环节的漏洞，是一个值得司法改革方案设计者仔细考量的标本。

　　第一，警察权是否应该受到约束和监督？欲防止警察权的滥用，就需要对警察权予以司法监督。也即，检察官和法官提前介入警察的羁押、搜查、侦查、取证、逮捕过程，将警察行使权力的行为导入法治轨道。

　　第二，检察院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进行司法改革须合理地设计检察院的权限。检方应当可以提前介入到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指导公安侦查。

　　第三，如何架构合理的法院体系？在讨论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建议，设立最高法院大区分院，除了复核死刑之外，也可以受理其他重要案件，比如跨省的重大经济、行政案件。由此逐渐演进，或可形成一个相对具有自己管辖范围的中央法院系统，从而逐渐解决法院地方化痼疾。

　　第四，如何改进审级制度？我们的两审终审制度，不利于当事人寻找司法救济。尤其是，利用这种安排，地方政府可以将案件控制在地市范围内，这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

　　第五，如何保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既包括法院独立、检察院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而独立行使司法权，也包括法官、检察官不受行政因素的影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后者而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定位法院的审判委员会。

　　第六，如何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荆门市对佘案相关司法人员的处理存在相当大的任意性。以行政方式追究司法人员责任，结果只能强化将司法机关当成一般行政机关、将检察官、法官当作一般公务员管理的作法。

　　上述种种问题表明，司法制度、司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都需要进行改革。目前的司法体系，建立于50多年前，20多年前曾经历过一次重大变革。而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民众权利观念有大幅度提高，以恢复正义为宗旨的司法体系，被人们寄予很高期望。在此背景下，高层也确立了“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司法体系乃是法治政府之基石。

　　司法体系不仅解决民众之间的纠纷，更解决民众与政府之间及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纠纷。司法同时要界定民众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整套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则保障民众权利、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法原则，是难以变成现实的。

　　近些年，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并积累形成了很多合理、可行的设想。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已然成熟。政府也在酝酿进行司法改革，从去年底开始，媒体陆续透露出司法改革的若干内容。但从透露出来的内容看，目前还远未触及妨碍司法公正的重要问题。也许是因为，迄今为止，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并未完全透露——这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们期待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司法改革，那就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进行这一改革。英国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日本90年代开始进行司法改革，从提出、筹备到付诸行动，都持续十余年。日本司法改革的宗旨是，“国民的司法参与，建立便于国民利用的司法制度”。为此，政府、执政党、法律专业团体，都组成了权威而独立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听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这些报告集思广益，凝聚司法改革的民意，形成权威的司法改革意见，在若干年内，指导政府有序进行司法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的紧迫性、涉及面和难度，恐怕不亚于日本。因此，有必要由全国人大成立临时性的司法改革委员会，主导改革议程。这个委员会将进行广泛的调查、听证，检讨现行司法制度、司法程序上的利弊得失。它既听取各个司法机关的设想，也广泛听取政府其它部门及专家、普通民众的意见，据此，对司法改革进行通盘考虑。不仅考虑各个改革措施的可行性，也考虑其可取性、合理性。由此，政府可以从容地安排司法改革的议程，民众也可对司法变革形成理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