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老百姓除了关心个税的起征点问题以外，对于纳税之后税收如何使用和分配也相当关注。

　　陆先生是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每个月税前收入大概是1.5万元左右，扣除个人所得税2400-2500元。虽然对他来说所缴税额不算太大，“但这笔钱在上海也能租到很好的房子了。”所以，他就非常想了解

国家将个人所得税收上去做了哪些公共服务。

　　陆先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位大学同学移居加拿大，加政府执行个人所得税率高达45%，但是，他们一家子生老病死几乎都是政府给包了。“他老婆要生小孩，政府每个月补助100加元营养费，并且，提前一个月就住进医院，一切费用全免。”

　　“如果政府能够将这笔钱真正用在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上，让我失业以后不用担心没饭吃，生病以后不用担心没钱治病，即使把自己每个月工资一半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我也愿意。”陆先生如是说。

　　马国贤教授也认为，现在一些单位的职工连自己个税交了多少，税收比例是多少，如何计算等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纳税以后的使用情况了。“个人所得税几乎就是一笔糊涂账。”据统计，约90%以上纳税人都不清楚自己缴了多少税，也不知道政府对他纳税的税率是多少。

　　其实，从“管理型”税收征管方式向“服务型”税收征管方式的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服务型税务”首先就是要求政府树立以纳税人合法权利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纳税人不是小偷，政府不需要对老老实实的纳税人进行监管，而是通过提供便利的纳税条件，公开税收使用状况，让他们心里有数，从而培养公民自觉纳税意识。”马国贤说。

　　锁定高收入人群

　　毫无疑问，要解决个人所得税“贫富倒挂”现象，如何锁定高收入人群将是一个关键。

　　从税务部门检查中可发现，高收入者避税方式五花八门:一些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靠签订假合同少报收入少纳税，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还有扣缴义务人故意为纳税人隐瞒收入，并按虚假的支付数额扣缴个人所得税;更有些扣缴义务人随意改变扣缴利率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重点监控“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措施，行业中包括金融、保险、电信、高新技术企业、足球俱乐部、星级饭店等。

　　“这样做虽然也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个税征收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马国贤教授评价说，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采取“综合征收”的方式，建立起完备的财产申报和会计审查制度。

　　严锡忠律师也认为，“综合征收”一方面可以灵活地考虑纳税人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让有些家庭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尽可能防止高收入者偷漏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约征税成本，拿出更多的钱来做公共事业。

　　个税也是一柄双刃剑，需要在财政收入和鼓励创业两方面进行适当的平衡。严锡忠提出，企业家群体收入肯定不少，但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过一般人，同时，中国针对企业的其他税收也很多，比如增值税就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所以，如果要提高对企业家群体个税的征收，则应该减免其他一些税收，鼓励创业。”

　　“减轻对老百姓的税收，并不意味着要打击高收入者。政府应该将监管的视角放到那些依靠资本生财的富有人群身上，从而达到社会财富的整体平衡。”严锡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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