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天，我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下午书记处要开办公会议，讨论《苦恋》问题，请我列席。我很高兴有一个正式的场合来讨论问题，可以把是非谈清楚。我拉着副书记陆灏一起去，好在旁边提醒我，免得我说话走火。市委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首先开腔，不讲事情的起因和过程，也不讲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是出于何种考虑，而是劈头劈脑对我进行批评：“你马达，要知道，文汇报是党领导的报纸，是市委的报纸，你眼里还有市委吗？”我说
：“对于中央、市委的决定、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领导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听了照办……”他接着又说：“你是老党员，老报人，你不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我又接着说：“我不是新党员，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难道只有领导说了算，下级不能提出意见吗？……”陆灏也插话说：“我们不转载军报文章，不是老马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下来的，是认真考虑以后做出的。”那位书记火气未消，继续说：“现在社会上就有错误思潮，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我说：“对错误思潮，我们是要批评的，但是要实事求是地批，用正确的方法批，我们已另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今晚就送来大样请您和市委审查。”他不理会这件事，仍然大声嚷道：“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听中央的、市委的……”说着，站起来拍着桌子，“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听到这里，我的情绪也激动了，给我戴上几顶“帽子”，就是不讲我的错误在哪里，于是我也站起来，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上级说了，下级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我错了，市委撤我的职好了。”这时，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同志看到双方说话火药味较浓，讨论已无法进行，但他又不好当着面批评同级的副书记，于是就朝着我说，“老马，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总要讲纪律，讲民主集中制嘛。”翻来覆去讲这两句话。未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什么是对是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明。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散会了。回报社的路上，我对老陆说：我们背着一笔糊涂账回来了，传达也没法传达。后来，我在报社领导班子里讲了会议的情况。当晚，我们送审的批评《苦恋》错误思想倾向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也石沉大海，连个回音也没有。
那时候，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停地思索。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在纠正右的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肃清“左”的错误影响，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左”的思想由来已久，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侵入我们的肌体，有时曾经受过“左”的错误之害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以“左”的那一套来对付别人，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印记，也是不幸的悲剧。
这件事还没有完结。隔了几天，胡耀邦到浙江杭州，打电话到上海，要文教书记去杭州汇报工作。两位书记一同去了，听说，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在汇报工作一开始，就向胡耀邦提出：我们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市委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他想等待胡耀邦说一句严厉批评或者立即查办马达的意思的话。胡耀邦仔细听了他们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他们没有想到胡耀邦这样回答，再讲也就没有意思了。
关于转载还是不转载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讨论和争论，就在这时画下了句号。
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六十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今天我们已有不小的进步，希望明天会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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