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回忆当时情况，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今天回忆二十年前的那场讨论和争论，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市委一位主管宣传报纸工作的书记。他对我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我回答说：“好的，新华社还没有发。”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报一位我认识的副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过去我们两个“解放”一直合作得很好(两个“解放”是指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文革”前夕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时，在业务上与解放军报联系较多，有过愉快的合作)，今天新华社要播发我们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是批《苦恋》的。希望你们《文汇报》和我们，一南一北，一同见报。”我说：“新华社稿子我还没有看到，看到后再联络。”大约中午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播发了，我把电讯稿一连看了两遍，放下眼镜沉思起来。我的直觉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军队批评部队一位作家的作品，要这样大张旗鼓？为什么这篇文章全是政治批判，语气十分严厉？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要全国地方大报都要同时在显著地位刊登？我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连忙叫秘书通知报社党委成员立即到我办公室开会，并传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

　　我不认识剧作者白桦，一九八零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放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是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这部影片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们看的，会议没有展开讨论。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给我留下两点模糊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况凄惨，我看了很难过，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画面上，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暗示：领袖被无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践踏了。看到最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

　　碰头会在热烈进行。大家看过电讯稿，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有的说，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惊魂甫定”，“心有余悸”，这样一批，一围攻，以为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有的说，全国的大报都一起转载一篇批评文章，这不是又重复“文革”时大批判的做法吗；还有的说，评价一部作品，既要考虑思想内容，又要作艺术分析，不能只从政治概念出发，用政治原则代替文艺批评。议论很热烈，我最后征求大家对转载这篇稿件的意见，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转载这篇稿件。会议进行中，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打来第二次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但他不肯说明是什么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指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我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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