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

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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