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

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1994年4月1日，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霍长河先生所著《红色音乐家——劫夫》，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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