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

脍炙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红色音乐家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只是专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得到“中央文革”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反革命集团中去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好事”。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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