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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