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

　　沉重的后语

　　陈泊和陈坤，沉冤将近30年，直至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继上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之后，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曾经领导过陈泊的叶剑英、彭真、习仲勋，包括解放初期在松江省、吉林省、江西省委担任书记的张秀山、陈正人等都送了花圈。当年与陈泊共同战斗过的许多老同志都来了，吕璜的好友、同在延安七里铺受训的卓琳、邓涛等，都参加了追悼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曾被逼供信打成“中统特务集团”的梁侠、程长清恢复了党籍、行政级别，分配了新的住房。凡是受“中统特务集团”一案株连的人，由梁、程二人提出名单，一律平反，去世的则予以昭雪。

　　还有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如1951年公安部一局负责审理梁侠、程长清“中统特务集团”案的范祥、郝力光、郭松年，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特务集团、没有一个特务分子的处理意见，为此受到错误处分。被赶出公安部，处境艰难。范祥、郝力光因为精神压抑，早已去世，只有郭松年尚在。他们也最终被平反。

　　至此，折腾了整整30年，使1000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一桩历史的悲剧结束了。掩卷遐思，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笔者在不久前访问了吕璜大姐，这位为丈夫无端蒙冤而饱受磨难、却是坚强不屈的革命前辈讲了一席话：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成的，也许不能过于苛责导致和承办这一冤案的领导者。大多数的干部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当然“火药味儿”很重，对敌斗争警惕性很高。尤其是那时候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人治”的现象在党内占了主导位置，什么事都是由领导说了算，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左倾思潮和做法很容易找到滋生的土壤。陈泊仅仅是公安部建国之初所点的“三把火”当中的第一把火，其后还烧起了几把“大火”，伤害的干部更多。就像十年“文革”那样，最后走到极端，连国家主席都被打倒而迫害死了。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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