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命运的神光只出现了短暂的瞬间。仅仅两天之后，一大早，刚回到家的陈泊尚未起床，几名武装公安破门而入，收缴了陈泊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将他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 汉的火车上。任陈泊一路上愤怒至极地吼叫，公安毫无表情，不予理睬。陈泊真是悲愤欲绝，痛感多舛的命运竟没能让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妻子！到武汉后，湖北省公安厅已有警车在站台等候，水米未沾牙的陈泊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不知囚于何处，夫妻二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愤悲，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只讲好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大姐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给她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从此，吕璜再也不知道丈夫在狱中苦挨时日的情况。

　　远在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的陈泊，与其他偷盗、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在繁重的劳动和低劣生活条件中苦度时日，受尽折磨。他曾得到了正直善良的农场砖瓦厂厂长黄志凯的关照，但黄不久就被人告发到军管会，结果是直接连累了这个极具正义感的工农干部。陈泊又被秘密押送到另一个远离公路的劳改分场，吃住、劳动与其他劳改犯人一样。此时陈泊已近花甲。1972年2月，一身是病的陈泊，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凄然长逝，时年63岁。

　　一个昔日英姿勃发、豪气冲天，为革命披肝沥胆竭尽智慧的谍报高手、闻名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就这样含冤撒手人寰。陈泊16岁起投身革命，在其后47年的人生当中，竟然在敌人和自己人的监狱里度过了24个春秋。陈泊去世之时，吕璜正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受劳动和思想改造的煎熬。

　　撩开冤情的厚幕

　　撩开这个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的厚重历史帷幕，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陈泊蒙冤的深层缘由，并不是很复杂，但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极左思想的影响，陈泊被人的诬告，而上级领导又轻信了这几人的谗言，以战争年代说一不二、军令如山的军事化作风处理此案，终使陈泊冤沉苦海，抱恨辞世。

　　抗战期间，陈泊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后，侦破过几个大的案件，知名度非常之高，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无端地怀疑陈泊的伤臂是“王佐断臂”，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由于陈的“断手之因”无法查清，此事不了了之。康生的怀疑，在陈泊蒙冤这件事情中，是否起过什么作用，因至今尚无实据，不可妄说。

　　然而，因为工作上的分歧产生个人矛盾，致使关系恶化，以整倒对方而后快的情形是有的。陈泊在东北任松江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期间，就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东北局社会部主要负责人发生过争执。这本来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气，争论起来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同时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于是发生一边倒的倾向。陈泊被扣上了十几顶政治帽子，什么“狭隘经验论”、“单纯技术观点”、“神秘主义”等。

　　性情正直而傲然的陈泊认为自己有理，没有屈就，反而针锋相对予以反驳，这就为他日后的蒙冤种下了祸根。当时与陈泊发生争执的人在建国后成为公安部负责人之一，有关陈泊的流言蜚语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另一个致使陈泊蒙冤的是谭某某。这位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延安曾与陈泊同事于保安处，由于工作上意见分歧，发生过多次争吵，关系不甚融洽。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3个多月后，公安部忽然调谭某来到广东，接替陈泊的职务，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第一副局长。当时华南分局以至陈泊本人都认为这是中央为加强广东治安工作而采取的措施，谁都没有在意。谭某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谭还抓住市公安局下属部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夸大上纲。1951年1月24日，公安部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两陈的那天晚上，是谭某当着公安部长和叶剑英的面，用手指着陈泊进行揭发，内容是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由于谭某的“揭发”，使得叶剑英大为震惊，无话可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谭某所对陈泊、陈坤的“揭发”，均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他主持的对梁侠、程长清等被捕人员刑讯，使他们被屈打成招，打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中统特务集团”。一年后由公安部审理的224名“梁快中统特务集团”成员，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人是特务，根本不存在这么回事，纯粹是谭某搞逼供信打出来的。

　　还有一个与两陈蒙冤案有关的人物，则是当时公安部主要领导。这位满脑子是敌情的主要领导，听信个别人的谗言，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且就是错了也要错到底！尽管他后来心中亦明白，陈泊的冤案是公安部某些人一手制造的，但如果宣告陈泊、陈坤无罪释放，那就意味着一是向党中央、毛主席承认自己搞错了，否定这个案子就是否定了自己；二是放出陈泊无异于放虎归山，生性刚强的陈泊必然会“大闹天宫”，一旦中央决定复查，事情就会真相大白，到头来可就影响太大了！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负责人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陈泊），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年第20号《新华半月刊》全

　　文转载了这个发言，公布全国。自此彻底封住了关于“两陈案”的不同意见，给这一案件钉了铁钉。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这位已离开公安系统的领导，看到了陈泊从监狱里扔出来、被街道清洁工检到上交的申诉材料，登时大为恼火，将这份材料批转到公安部，明确地批示处理。于是，事情被层层追究下去，一直追究到当天值班的看守员。这个受了处罚的看守，提着皮带将陈泊从牢房拖出，狠狠地毒打一顿后，骂着说：“你贼心不死，总想翻案，给老子惹麻烦。你左手残了，右手还不老实，好哇！”骂完一手将陈泊死死按在地上，一手将陈的右手臂向后扳，只听得“卡嚓”一声，陈泊的手臂完全脱臼了，他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陈泊、陈坤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又对两陈的工作政绩非常满意，两陈案一出，叶剑英大为不解。他对公安部主要领导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那位公安部领导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叶剑英深为陈泊感到不平，然而发火也许对陈泊更为不利，他以解释的语气说道：“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回答是：“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只好从长计议，但此后他非但对“两陈案”爱莫能助，自己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其实“两陈案”，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

　　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952年6月12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会议指责华南分局第三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土改委员会主任方方，犯了两条重大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地方主义。曾经受中央派遣来到广东调查情况的薄一波，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听到有人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甚至认为叶剑英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对于这件事，剑英同志虽然当时也和我谈起过，但他不愿多讲，我觉得其中似有难言之处，故未便深问。他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希望中央再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

　　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人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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