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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很香,很high。 走进21世纪,受全球化和商品化两大刺激,上海的体内荷尔蒙再度激升,上海追着世界跑,世界也开始追上海。 2005年,追张爱玲的常德公寓和吉米金的百乐门是最丢人的老土,新的追法是追新上海:外滩的3号、18号、6号、5号,南京西路的Jean
Paul
Gautier旗舰店,东平路上夜里10点仍要排队的 餐厅、永福路上只接待富贵的会所。 这个上海由本地那些以“上海”为名的媒体宣扬着,也由北京、广州、台北乃至东京、纽约、伦敦的媒体追捧着;可是这样一个摩登的上海,却跟那些普普通通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上海人很少关系。 与普通上海人相关的上海是昂贵的楼价、拥堵的交通、一份交足“四金”的工作、两笔收入不错的外快。在他们心中,整座城市最伟岸的刻度,不是东方明珠的468米,而是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市民梦想。 所以,普通的上海人歌颂本城,只用最单纯的语言: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从小就出生在美丽的上海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死也要死在我美丽的上海 这就是我们上海人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这就是我们上海人 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这是一种自豪,是由衷的也是可疑的。假如由“顶楼的马戏团”敲着铃鼓深情而嘲弄地唱出来,就是一首上海赞歌。 2005年1月29日,苏州河北岸,我在一座清代面粉厂改建的艺术馆里重遇“顶楼的马戏团”。 就像麦兜成长于香港新界,涂鸦发源自纽约地铁,“顶楼的马戏团”生长在上海的小市民社会里。 它由四位固定成员组成,他们大多是自封的帅哥、比帅哥更衰的帅哥、以及公认的天才、比天才更菜的天才。 通常,他们出现在上海湿冷的街头和火柴盒般的房子里,他们是公务员、摄影师、大学老师和自由职业者。 一转身,他们钻进老房子的地下室,爬上老仓库的顶楼,他们唱摇滚,写诗,画画——搞艺术。 他们是上海人,从小就生活在美丽的上海。 他们是小市民,说上海话,喝三得利(一种上海本地啤酒),把自己的作品献给隔壁弄堂的阿三、修脚踏车摊头的老张、唱滑稽的王小毛、搞摇滚的长头发。
您好吗?我非常幸福。陆晨期待有一天能像杜尚那样,面对记者如此回答。 1977年出生的陆晨是“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和大多数词的作者,他喜欢用一种介乎于自嘲和自豪之间的方式说自己是个艺术家。 和陆晨说话的时候,觉得他总是在不断地给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作一些暗示。虽然自我暗示是每一个心灵敏感的人的惯性动作,陆晨的方式更加突出。 他喜欢给东西命名,这大概是一种跟世界交谈的方式。在他的家里,一只黄铜的烧炭火锅上写着“里约热内炉”,一尊维纳斯石膏像上用金色的记号笔写着“未带文胸的维纳斯”、同事集体照下面写着“穿制服的隐身人”。 他还在墙上贴上大大小小的写了字的纸片,为一些抽象的情绪命名或留念。“人力无为。04/6/27”,4个字和一个日子,说的是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人心至愿辄止”,这六个字是自己想的上联,下联还没想好,大概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有答案。 书架上的书也说明他是一个想得太多的人。《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摇滚青年必备。鲁迅、卡夫卡,有点深刻。杜尚、又一本杜尚、第三本杜尚,艺术青年。刘小枫、荷尔德林、鲍德里亚…… 当然书架上也有《小飞人卡尔松》。卡尔松爱淘气、爱吹牛、有无穷的想像力,背上有一个螺旋桨……这不就是陆晨?陆晨爱吹牛、爱说黄色笑话、他有无穷的想像力、他写诗,他的背上没有螺旋桨,但是他能够站在苏州河边的房顶上向下着雨的天空叫喊,把一句诗变成脏话,把脏话变成呐喊,再变成喧闹、变成狂欢,冷不丁地,又变成抒情。 “亲爱的居民同志们,你们快乐吗?”这就是舞台上的陆晨,讲一口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其实陆晨的家在“上只角”的静安寺,二十几年都没有搬。在上海,谁都会说几句苏北话,越是住在“上只角”,越是学得很兴奋。 陆晨上台,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引人爆笑,他总是一上台就兴奋,曾经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在舞台上,陆晨经常把声音转换到另一个频道,让自己变成富有责任心的中年女性街道干部——一个精华版的上海小市民。一会儿,他又变换频道,把自己变成流行歌手,他叼着话筒晃动身体、号召台下一起唱,事后又为真有人回应而乐不可支。他还在舞台上扮演重金属狂人,甩头、晃肩膀、作势砸吉他,一部分观众兴奋得乱POGO(一种在重型音乐会当中跳跃、奔走、冲撞的行为),另一部分笑岔了气……不过后来陆晨告诉我,他已经对这种风格化的表演厌倦了,他现在想要那种面无表情的表演,笑过了又好像没笑过,不再喜怒形于色。 这样的陆晨拥有一个就摇滚青年而言异常诡异的职业——公务员。陆晨像所有的机关职员一样,管工作的地方叫“单位”。他拒绝带他的蓝色制服给我看,但是并不反感这份工作。 ——“单位就像一座航空母舰,它是如此大,已经和大陆没有区别。” 是安全感。 ——“由于工作强度相对不是很繁重,在上班的时候,我能做很多时间的胡思乱想,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是满足感。 ——“单位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业余生活在做些什么,事实上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工作勤勤恳恳,热爱文化艺术的好青年,这并不会让人难以接受。” 是穿制服的隐身人。 大学读广告的陆晨毕业去考公务员,只是因为不喜欢广告公司的节奏——像安迪·沃霍一样,太疯狂。而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就像卡夫卡是打字员,杜尚是图书管理员”,他的态度近乎感恩。 ——“这份工作干一辈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忽然用了一个双重否定,脑子转了转才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