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

　　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大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2.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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