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　５５｜５３１　２｜３２　１３｜２１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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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英雄　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１１　６５｜１　５　１２｜３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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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过　来，　要是

　　５　５６５｜３１　２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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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革命，滚他　妈的　蛋！

　　（呼口号）

　　要是　不革｜命０就｜造　他妈的｜反　０就｜滚　他妈的｜蛋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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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 1966年8 月6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可是原来的对联还是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

　　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当时开始普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和条件。

　　在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的孩子及贺龙的孩子。刘及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致死，但是当时还在最高权力圈子中。所谓“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194 5 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贫下中农”，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师等等，都不属“革命干部”范围，所以红卫兵成员总数虽然很多，但是在各个学校的人数比例实际上并不多。虽然在调查中还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许其参加红卫兵却拒绝参加的学生，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是“重点中学”，有一千三百多学生，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文革”前是一般的中学，也有学生一千多人，1966年夏天红卫兵也只有二百来人。在北京第五中学，红卫兵也只有二百多人。这也就是说，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即1966年8 月到11月，红卫兵所作的主要事情：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 “四旧”——烧书烧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都是一种特权，不是同代人都能参加的。然而，由于少数学生控制和压迫着多数学生，当时听不到后者的声音。把二者都纳入“红卫兵的一代”，不但没有道理，而且可能意味着对压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对受害者的轻蔑。

　　在上海复兴中学，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

　　这套仪式在红卫兵都“串连”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遇“出身不好” 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有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份。窄的部份贴着“狗洞”二字，命令身为“混蛋”者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一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到一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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