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和方法：被报导的“文革”和未被报导的“文革”

　　“同学”的定义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月以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学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到了8月，又发展到用暴力斗争老师，甚至打死老师。

　　至于学生，不但不再“学习”，而且也并没有“一同革命”。迫害同学的事情同时也普遍发生了。一些学生象老师一样成为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而且，对这些学生实行迫害的公开理由（其中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或未被意识到的动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这完全是一种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的状况。

　　然而，在当时，在1966年，这些迫害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导过，就像那些打老师的事情一样。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于“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是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或是紧握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眼含热泪朝着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记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声，以及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记录下来的“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这充满了煽情、迷狂而且透着邪气，有人认为这就是热烈红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一种“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其中之一是：许多红卫兵的同龄人，十多岁的学生，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劳改队”，被体罚，被拷打，被打死。

　　一些人自杀，无声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争，在这种个人的抗争远远没能成为集体性的之前，个别的抗争者就被严厉惩罚，甚至于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在历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并被遗忘的，但是这类“文革”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被报导。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起，就是在“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印行的传单、小报、首长讲话集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从那个时期的人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裂沟，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人们对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无所谓的或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的态度。这种不报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些人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记录。

　　“文革”的这种不被报导的状况，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及解释的种种失误。比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来指“文革”期间的年轻人。然而，实际上远非整整一代人都参加了“红卫兵”，而这代人中大量的被侮辱与损害者，未有机会说出他们的故事。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不被记载性，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

　　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蛮作法。但是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打死的几千人已经烧成了灰。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28块钱就是了。”28块是当时火葬场焚烧一具尸体的价钱。

　　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队。但是，如果“文革”的经历者们不说出及写出真情，未来的考古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断出这些人的死因的。

　　为了了解“未被报导的文革”，几年以来，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间的学生及老师询问1966年夏天的事情。

　　这一调查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做的，后来还在计算机网络上作过问卷调查。

　　在我调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76所学校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或同学的事，无一例外。其中有10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关于老师的初步的报告可见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⑵，本文则是关于学生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写出因不被报导而缺失了的历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写作中，调查所得是主要资料来源，此外，还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学收藏的“文革”时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阅读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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