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宋美龄的脑海里，家乡是个很模糊的形象，大部分时间，她会把自己待过的美国南部乡村当做她的家乡。可是，幼年的记忆，乃至真正家乡中国在呼唤她时，她又想起那个曾经在她幼年时代，在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烙印的苦难国家。

　　宋美龄是宋家待在美国受教育最久的一个人，所以，当她学成归国时，她的两位姐姐，早已先于她和兄长子文回国。

　　回国，曾经深深苦恼着子文和美龄，可 是，这是无可选择的一种命运，他们的父母正在中国热切期盼孩子的回国。

　　就像许多旧式的资本家一样，宋耀如为刚回国的子文和美龄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导子文和美龄复习已经几乎完全生疏的中文，特别是美龄，她已经整整离国11年之久，汉文根底要不是再加训练，美龄根本不能写一篇完整的汉文文章。

　　初回国时，宋美龄感受到中西文化冲击，显然要比当年少女时代初到美国时的冲击要来得激烈。因为，当年到美国时，美龄的意识形态根本尚在襁褓阶段，在美国求学11年时间，把宋美龄几乎塑造成一个美国人，价值观念上，她已经彻头彻尾是以美国人的心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宋美龄的衣着，她喜欢一身轻便的露出肩膀的短上衣，和剪裁合身的便裤，还喜欢戴上顶帽子，让她看起来根本就像一个美国青年。

　　然而，这些式样新颖的服装，都是宋美龄在上海专门为洋人做衣服的裁缝那儿做的。穿上这些服装，宋美龄立刻成为众亲友侧目的聚光点；亲友的非议，一度困扰着宋家家人，在那个刚由帝制改朝换代到民国的过渡时期，在许多人还是扎辫子、裹小脚、穿旗袍的时代，这样和那样的批评非议，在宋美龄身上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尽管在宋美龄身边有太多的疵议和批评，可是，这仍然不曾更易她年轻而强烈的事业心。

　　回国之初，上海有好几所学校，有意请宋美龄前去任教，但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她对教职的兴趣不大，她宁愿把时间花在学习和一些义务服务的工作上。

　　检视宋美龄回国后最初参加的工作，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和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对电影的审查工作，以及有关童工的一个委员会，都是宋美龄一度热心投入的工作。

　　除了参加这些公益活动，宋美龄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面。

　　以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来说，在当年的上海，除了少数资本家家庭之外，其他阶级的青年，根本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像宋美龄的这样的留美青年，便成为上海社会，特别是当地的西方人最喜欢交往的社会精英。只要是外国人举办的聚会，都绝对不会把像宋美龄这样的人疏漏，因而，久而久之宋美龄便成为上海上层社会以及外国人游乐聚会的常客。

　　在这种场合，有来自各方的玩家，以及上流阶层的有钱人，他们见到像宋美龄这样风姿绰约，而出身又是如此高雅的女士，难免会兴起追求的念头，可是由于宋美龄对这些人都看不上眼，所以，许多纨袴子弟，难免也要在宋美龄身上碰上许多软钉子。

　　就在宋美龄开始变成上海上层社会的热门人物的这一刻，她的父亲宋耀如却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对宋家来讲，无异是一大噩耗。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寂静地死去。宋家三姐妹都在宋耀如的灵前守护，宋家的大家长走了，对家族是一个打击，对宋耀如的妻子——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而言，更是晴天霹雳。宋美龄强掩本身的悲痛，同时也要从旁劝慰母亲节哀顺变。

　　凭着买办工作的鹊起，宋耀如把宋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如今他走了，难免对宋家家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宋家的四兄妹都已经学有所成，宋耀如的死讯，反而更激动了兄妹们向上奋进的决心。